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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吃佛:從一座城市窺見西藏的劫難與求生

作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

譯者:洪慧芳

ISBN:9786263100176

出版: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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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坐落在青藏高原東部的藏族小鎮「阿壩」(Ngaba),是藏人與共產黨與最初交手的地方,

也是今日備受中國當局壓制與布滿鬼眼監控之地。

 

一九三○年代,毛澤東的紅軍敗逃到青藏高原,抵達阿壩時,

士兵因為過於飢餓而洗劫當地寺廟,吃下那些由麵粉與酥油做成的小佛像,

他們其實是在吃佛。他們自知褻瀆了西藏人的神聖信仰,卻滿不在乎。

自此每隔十年左右,阿壩就會出現反政府的激烈抗議活動,

自焚的風潮完全戳破了中共聲稱藏人樂於受到中國統治的說法,

這個地方也成了當局的眼中釘……

 

中國政府自《十七條協議》簽訂後短短不到幾年,旋即打破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無情剝奪藏人的土地、信仰、文化與記憶,對西藏的破壞遠多於創造,一九五○、六○年代,中共在西藏東部對抵抗運動鎮壓造成的死亡人數,甚至比中國要求日本一再道歉的南京大屠殺還多!而那喪生的數十萬西藏「分裂分子」,無疑成了官方口中根本不存在的數字;尚且不論藏人同樣歷經毛澤東的大躍進,死在獄中,死於飢餓,在清算折磨中被處決,在勞改流放中失去生命,他們的遭遇比漢人更慘,不僅更早受到虐待,而且受虐的時間更長。

 

老一輩的藏人流血奮力抵抗解放軍的入侵,年輕一輩的藏人在共產黨龐大勢力的箝制下,則銘記達賴喇嘛的非暴力理念──他們不忍心殺戮他人,只殺自己──以自焚做為對中共高壓統治的沉重抗議。中國的宣傳人員也愈來愈難以宣稱藏人很幸福,自焚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完全擋不下來。

 

毛澤東曾對達賴喇嘛說:「宗教是毒藥。」計畫性消滅藏人的語言是必須,打造現代化的樣板城市是必須,鼓勵他們在家中展示習近平的肖像與中國國旗更是必須;黨才是你唯一的神。懼怕宗教力量的共產黨在其建黨一百週年之際,更不遺餘力地淡化藏人生活中佛教信仰的比重,以弱化達賴的影響力。

 

中國正成為完美的獨裁者。今日藏人的恐懼程度,堪比作者在北韓看到的情況。《洛杉磯時報》駐北京辦公室主任芭芭拉.德米克耗時數年,深入阿壩、成都、拉薩、理縣、九寨溝、南京、中尼邊界、印度達蘭薩拉等地,親訪達賴喇嘛與數十位藏人,並逐一考證查實,描繪出在全世界最有權力的政府的壓制之下,西藏最真實的處境。

 

  ● 本書敘事橫跨數十年的西藏與中國現代史,透過德米克筆下的人物娓娓道來:

  在文革期間遭到抄家的公主;在著名的格爾登寺變得激進的年輕流浪藏人;

  努力向上卻愛上中國女人的行動創業者;冒著生命危險大膽反抗的詩人兼知識分子;

  自小就被迫在家庭與難以捉摸的中國金錢誘惑之間做抉擇的藏族女學生……

 

  他們都是普通人,他們只是想在家鄉過正常、幸福的生活,

  而不必在信仰、家庭、國家之間做出棘手的抉擇。

 

  他們都面臨同樣的困境:

  究竟要抵抗中國,還是加入中國?

  究竟要遵循佛教教導的慈悲與非暴力嗎,還是起而反抗?

 

西方人長久以來把西藏文化想像成一種充滿靈性與平和的文化,德米克揭開了這種長久以來的誤解,帶大家洞悉二十一世紀藏人的真實樣貌。當今的藏人飽受一個勢不可擋、無所不能的超級大國掠奪,但他們仍努力保護文化、信仰與語言。德米克的描述細膩入微,樸實無華,時而令人震驚,久久無法忘懷。

 

 

相當精彩的報導文學,為我們開展了一九三○年至今藏人的經歷,脈絡清晰,細節詳盡。

看了這本書我才瞭解為什麼藏人會以自焚這樣的手段來抗爭,是「一秒鐘也不願意在中共統治下生活」,是對這數十年的暴力鎮壓的控訴。

書中描寫了許多藏人的故事,形形色色,從美顙王國的公主、對政治懵懂的小女孩、參與抗爭的青年、喇嘛……但無關於身分、背景,他們的生命都被共產黨摧毀,像遭遇了偶然的暴風,凡經歷處,滿目瘡痍。

 

說起來為什麼我這幾周都在看極權體制如何施展暴力啊,而且儘管看了那麼多,各種施暴於人的手段都不重複,我常常以為我看夠了,卻還是能看到新花招,坦白說對心理健康不太好。我下周一定要看點別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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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7

 

  某個時點,中國人突然發現佛教寺院裡不僅有藏傳文明的寶藏,可能還有食糧。鼓是用獸皮製成的,那些獸皮只要煮得夠久,就可以吃了——士兵都知道這招,因為他們已經把自己的腰帶、步槍肩帶、皮包、馬韁繩都煮來吃了。學者李江琳與馬修.阿科斯特(Matthew Akester)對那段期間做了廣泛的研究,他們發現的回憶錄寫道,中國士兵甚至吃下用大麥麵粉與奶油塑造的小佛像。他們發現的一段生動描述是出自吳法憲的回憶錄,吳法憲是毛澤東第一支軍隊的前政委。他寫道:

 

  我們有一位司務長去了喇嘛的寺院。他在裡面走來走去,摸了摸那些小佛像,接著舔了其中一個。令他驚訝的是,他發現那個小佛像嚐起來竟然是甜的。他又舔了一口,確實是甜的。原來,那些滿身灰塵的小佛像,無論大小, 都是甜的。真是太棒了,簡直就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他把一些小佛像帶回來,洗乾淨,然後加水燒開。它們都是麵粉做的,吃起來真美味……

  此後,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司務長就到處找喇嘛的寺院,把那些麵粉做成 的小佛像帶回來吃。

 

  經歷過那段時期的藏人說,中國人吃的其實是朵瑪(tormas,「食子」的意思),那是一種供品,不是佛像。但是對中國人來說,他們其實是在吃佛。他們知道那樣做罪孽深重,但不在乎。

 

p.77-78

 

  目睹僧侶遭到羞辱、雕像遭到擊碎、繪畫遭到焚燬,藏人震驚不已。佛教的儀式是藏人賴以衡量季節、慶祝出生、哀慟死亡的依據。寺院是藏人的博物館、圖書館與學校。無論你是否有虔誠的信仰,藏傳佛教無疑都激發了一種藝術,其輝煌程度媲美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共產黨對宗教的攻擊,疏遠了那些原本支持共產黨鏟除封建主義、創造社會平等的藏人。

 

  藏人並非唯一承受苦難的民族。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的大躍進期間,據估計有三千六百萬名中國人不幸喪生,那個數字堪比一個殘酷世紀最嚴重的災難。

  大躍進對漢人來說雖是慘烈的悲劇,但是藏人的遭遇更慘,他們不僅更早受到虐待,而且受虐的時間更長。大躍進期間,中國人的死亡主要是因為飢荒。雖然很多漢人在批鬥大會上喪生,但他們遭到預防性羈押的程度不若藏人那麼嚴重。根據藏人的說法,在西藏某些地區,有多達百分之二十的人口被捕,而被捕的人當中有多達一半的人喪生。有些監獄不過是隨便挖個洞,裡面就塞了幾百人。

  「一旦被捕入獄,就不會再回來了。」德勒說。

  至於有多少藏人因中國政策而喪命,那當然是看誰統計而定。中國政府的統計數據,沒有按種族來分類超額死亡,但是我們可以根據地理數據來推算。例如,一九六○年,四川、甘肅、青海省(這三地都有許多藏人)的死亡率,幾乎是全國平均值(百分之二.五)的兩倍。

  共產黨原本希望拉攏班禪喇嘛來支持他們的理念,但一九六二年班禪喇嘛造訪出生地時,對當地的景象大為震驚。他事後表示,以前封建時代,西藏的乞丐還有碗,現在連碗都沒有。他寫了一封「七萬言書」向中共當局表達不滿,卻因此坐牢了九年,又遭到軟禁四年。那份萬言書雖然一開始是以例行的語氣頌揚「偉大正確英明的毛主席」,但隨後便提出警語,說藏族正「陷入氣息奄奄的境地」。他指出,藏族人口「顯著銳減了」,「西藏歷史上從未經歷過如此嚴重的飢餓痛苦,那是大家連做夢都無法想像的」。

 

p.80

 

  你若不了解一九五○年代與六○年代初期發生在藏人身上的巨大災難,就不可能明白藏人現在對中國政府的態度。藏人談論「中國入侵」時,老是有中國人反駁,青藏高原東部早在十八世紀初的清朝就是中國領土了。但是,清朝皇帝是滿人,名義上是信奉藏傳佛教的北方人。漢人對藏人來說,幾乎算是外來者。況且,有人說著不同的語言,硬闖進你的城鎮,沒收你的家園、衣物、鞋子與食物,破壞對你來說最神聖的東西,囚禁你家的年輕人,射殺那些抵禦者,不管他是不是同胞,感覺都像是入侵者。藏人談論「中國入侵」時,談的不是國際法的細節或主權的定義,他們只是誠實地講述自己的經歷。

  據估計,這個時期有三十萬名藏人死亡,人數比中國政府要求日本一再道歉的南京大屠殺還多。除了一九八○年中國最開明的領導人胡耀邦以外,中國政府從未對此道歉過,反而不斷地宣傳藏人活在共產黨的仁慈統治下是何等的幸運。

 

p.161

 

  「有得拿的時候,趕快收下。黨的情緒就像夏天的天氣,時時刻刻都可能生變。」

 

p.179

 

  孩子不明白老一輩為什麼對劇組人員那麼不滿。歷史對藏人來說是個禁忌話題。他們學到任何有關二十世紀西藏的資訊,都和共產黨如何把西藏從農奴制中解放出來有關。他們的父母往往不願談論往事,也許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或者,他們擔心這些集體創傷的故事可能會激起反華的情緒,以後為孩子帶來麻煩。有親身經驗的長者,身上往往還留著傷疤,他們只會偶爾吐露一些記憶。如果他們從未餓得半死、從未挨打、從未坐過苦牢,那表示他們以前做的事情也令他們感到羞愧,難以啟齒。你要不是遭到折磨,就是曾經折磨同胞,沒有人能全身而退。

 

p.249

 

  中國統治西藏的一個奇怪特點是,中國當局堅持認為藏人很快樂,快樂到他們以唱歌跳舞來消磨時光。這種伎倆是源於中國共產黨從以前就喜歡偽裝出捍衛「被壓迫者」的姿態。共產黨為了免除他們壓迫少數民族的罪過,必須呈現出藏人熱情接納中國統治的樣子。為此,政府宣傳單位不遺餘力地散發照片、小冊子、書籍,以展示藏人臉上洋溢著笑容。國家電視台定期宣導所謂的「民調」,聲稱拉薩是中國「最幸福的城市」。幾年前,有人發現中國的宣傳員以推特帳號假冒百姓,發布有關西藏生活的樂觀故事(二○一四年,一篇發文的標題寫道:「西藏青稞豐收」。)

 

p.282

 

  法國社會學家艾彌爾‧涂爾幹在一八九七年的經典研究《自殺論》中,把自殺分為四種類型:利己型、脫序型(個人受道德混亂所苦)、宿命型(別無選擇的人,例如,身陷囹圄或身患絕症)、利他型(為了整個社會利益而自殺)。涂爾幹寫道:「自殺一詞,適用於所有直接或間接由受害者自己的正面或負面行為所造成的死亡,他知道那行為會導致死亡這個結果。」《紐約客》引用一位學者的中肯解釋:「火是所有死亡形式中最可怕的,」他寫道,所以「一個人自焚,那同時是一種忍無可忍的宣示,坦白講,也是一種道德優越感的表現……那不是精神錯亂,而是一種可怕的理性行為」。

 

 

p.336

 

  中國正成為政治學家史坦‧林根所說的「完美的獨裁」。政府的掌控已經如此完全,政府對線上通訊的監控如此徹底,監視攝影機無處不在,對人民進行的生物特徵追蹤如此的先進,所以他們幾乎可以完美地維持秩序。做到幾乎天衣無縫。中國控制人民的新方法,不向其他獨裁政權那麼野蠻。例如,敘利亞的巴沙爾‧阿塞德對平民使用毒氣。但是,中國那些方法令人窒息的程度,並不亞於其他政權。英國一家科技顧問公司的資料顯示,截至二○二○年,中國據估計安裝了六‧二六億個監視攝影機--相當於每兩人就有一台。臉部辨識技術的進步,已經可以讓公安辨識出參加抗議的人,以及那些亂闖馬路或逃票的人。二○一五年起,新的身分證在阿壩與其他藏區推出。那種卡片使用虹膜掃描等先進的生物特徵資料來做身分辨識。目前正在開發的「社會信用」體系,讓政府有權立刻取消違法者的權利(例如買車票的權利),藉此祭出懲罰。中國也許還不是評論家擔心的那種科技反烏托邦,但那正是它前進的方向。這種恐嚇效果遠遠超出了中國邊界。住在中國境外的藏人(以及其他的海外華人)認為,他們的電子郵件與簡訊--尤其是微信上的郵件與訊息--都受到監控,而且他們說的話可能也會產生負面的影響。我認識的幾個紐約藏人說,他們與留在西藏的家人溝通時,無法暢所欲言。他們擔心任何負面的說法都有可能被誤解成對政府的批評,而且他們通常不確定家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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