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逃離中國：現代臺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The Great Exodus from China: Trauma, Memory, and Identity in Modern Taiwan）
作者：楊孟軒
譯者：蔡耀緯
ISBN：9789863506768
出版：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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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經歷1949江與海的離散與創傷，
從記憶與書寫探尋外省移民的在地群體認同感。
1949年前後，蔣介石政權遷移至臺灣，百萬人流離失所、飄洋過海，引發被迫流亡的「外省人」與被迫接納的「本省人」，雙方各自歧異卻又彼此相連的衝突與動盪。
本書運用三大理論支柱──創傷、記憶與離散，闡述近代最龐大卻也最不被理解的一段東亞人口大遷徙，但並非深究國共內戰的勝敗，而是藉由書寫平民百姓逃難的苦難回憶，說明他們如何受到影響。作者透過口述訪談及文獻檔案，探討這段歷史軌跡所衍生的四種社會創傷──逃離中國的社會創傷、希望消散的社會創傷、中國返鄉的社會創傷、返回臺灣的社會創傷，以及事件四十年後，他們的後代如何以家族親身經驗為中心，利用共享記憶復原且創造出懷舊文化產物，進而建構一套與離散完全相反的臺灣外省群體在地化與認同感。最終希望讀者由此體會「同理、和解與正義」。
我是聽了不明白播客的節目（指路：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xT66eSdtzk）產生好奇，進而找書來看。
內容對非學術圈的我有點硬，但非常值得一讀，作者仔細梳理了大量資料並分析，讓我有機會用不同的思考方式再次看一次當初的歷史，也提供給我一個更有同理心和包容的視角。
我並不覺得我個人有能夠寬容或通透去面對歷史的能力，但對於作者呈現出的可能性及付出的努力，相當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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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i（中文版序）
簡明扼要地說，本書呈現的是外省人作為因戰爭而被迫流離的群體，在臺灣「（集體／社會）創傷記憶的歷史」。人是記憶的動物，記憶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本能，是我們的生存之道。我們現今生活中的體驗，對身邊事物的感知，很大程度受到過去經驗與現實狀況的雙重交互影響。能作回憶（或訴說「口述歷史」）的個體是人，但人是生活在社會中的共同體，人的存在也有歷史時間性，有世代的不同，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集體／社會記憶。不管是個人層次還是群體層次，人的記憶敘事，尤其是創傷記憶敘事（我是受害者），都有其選擇性、功能性、共時性與歷史時間變化性，其中包含強烈情感成分，還有以自我為中心去自圓其說的邏輯故事性。記憶研究因此也是社會史研究的一環。
本書要探討的不是外省人在臺灣的歷史，而是外省人在臺灣「記憶的歷史」。所以重點不是引述眷村和老兵的故事（個人記憶／口述歷史）來呈現外省人的生命史，而是想要幫助讀者了解外省人集體／社會記憶，在歷史時空中的形成與轉變，以及這些形成與轉變背後所代表的深層意義。
(中略)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苦難遷徙記憶，其實對生活在1950至1960年代，乃至於1970至1980年代的外省人，真的一點也不重要，雖然後一輩成長之時，每個人多多少少都聽家中長輩說過些類似的經歷，這些談論大多是在一些私下的聚會和家庭場合。然而這些個人流離記憶在臺灣民主化之後，對於當代的外省人，尤其是在臺灣出生長大的第二代以及第三代外省人，在公共領域的論述之中變得非常重要。現今外省群體珍視與大力彰顯這些記憶的背後，隱含什麼意義？如果在過去時期，大江大海的苦難記憶不太重要，那什麼樣的記憶是重要的？它們又為何在之前的歷史時代中受到重視，但現在則被棄之如敝屣？最後，我們為什麼需要探討流離與創傷記憶的歷史轉變？如此研究到底有什麼政治與社會意義，需要什麼考量，以及受到什麼倫理規範制約？我自己的家庭背景跟外省流離創傷記憶，又有什麼關係？
p.11
亞歷山大等採用社會學取徑來研究集體記憶的學者，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創傷記憶「過剩」感到擔憂。這些學者對族群／宗教／社會團體或民族國家為了有毒的認同政治、國族沙文主義或其他險惡目的，而召喚過往苦難所帶來的「影響」戒慎恐懼。因此，社會學取徑的首要操作方式，就是揭露這些痛苦的共同記憶之建構性、選擇性和工具性。儘管筆者根本上並不反對這種操作方式，事實上更視為一項重要學術工作，以藉此將現今對於某次文化創傷（例如外省人的大出走記憶）的敘事放進歷史視角之中，但仍主張共享記憶的療癒功能不該只因為是「社會建構而成」就受到輕忽，甚至否定。
個人或團體在具體歷史和文化脈絡中，運用各式各樣的過去經驗，緩解自身消沉、悲哀和震驚，他們發揮的人類能動性應當受到認可並分析。硬要說只有想不起來的人們才是值得創傷研究關注的「受創主體」（精神分析立場），或硬要說人們回想某些早已忘卻的歷史事件，就只為了遂行某種邪惡目的（社會學立場），都是局限了對創傷與記憶之間複雜關係的想像。這種舉動也讓我們抹殺了人類能動性，乃至對有助於療癒與和解過程的文化多樣性之尊重。
p.56
儘管資訊豐富又引人入勝，口述歷史（更精確的稱呼是「社會記憶」：人群、社會或國家在某個時候選擇專心記憶或紀念，以滿足特定需求或達成特定目的的事物）卻不能成為歷史學者重建過去的唯一來源。記憶實踐免不了是選擇性和自我中心的，記憶與遺忘是一體兩面，外省人當代對於逃離中國的回憶，明顯缺少其遷移對在地人民和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
p.102
記憶是歷史考察重要的第一手來源之一，但既不能取代歷史，也不能認為等同於歷史。外省人目前的社會記憶生產難得提到他們的被迫遷徙帶給在地人民與社會的負面影響。本省人被動接受外省人被迫遷徙所帶來的巨大社會流離，但迄今也鮮少提及這一整段經歷，他們如今的主要文化創傷反倒圍繞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相關的政治受難。如此耐人尋味的出入，說明一切記憶實踐的選擇性，也向那些將記憶與歷史都當成「社會建構」，認為兩者並無太大差別的人們發出警告。
p.185
流離的人們不應被定型為永遠蒙受損失與悲苦的對象，他們會適應變遷的情境，找出方法緩解自己的無歸屬感與疏離感。
p.213
吳乃德、家博等學者都認為蔣經國並非信奉民主的改革者，反倒是精明的專制者，為了讓黨繼續掌權而鎮壓、操縱、妥協。唐耐心同樣認為：「蔣經國採取行動，因為看出改革對其政府存續至關重要，而非他經歷過什麼民主頓悟。」
p.276
這種將極端的苦難與暴力重塑成超越、莊嚴或純潔的倒錯論續手法，在海峽彼岸也有著令人毛骨悚然的對應。王斑稱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崇高的官方美學」，「在文革中臻於極致」。一個世紀前，太平天國戰爭過後也發生過同樣的事。正如梅爾清的陳述：「當公眾只聚焦於死節者〔即烈士〕的忠義與英雄主義，便抹煞戰時破壞與殘酷的記憶。」
p.317
我得以深思一項艱鉅任務：陷溺於各自歷史創傷的憤恨不平、自以為義或崇高氛圍之中的不同記憶群體，如何修復關係？
（中略）
多數學者仍一致認為親眼見證人類苦難可能會對受眾產生強烈反應／情感，又稱「情緒」──這些情緒會造成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後果。當見證創傷反覆、單調且行禮如儀般為之，也可能讓人們對暴力麻木，把紀念變成觀光和庸俗，甚至對他人的痛苦產生窺淫式戀物癖。傑佛瑞‧亞歷山大說得沒錯：「創傷過程是一場危險賽局。它可以將人舉上九天之巔或推落絕望深淵……創傷敘事可以引發文明構造得重大修補，也可以觸發幾輪新的社會苦難。」因此，講述和再現人類悲苦，絕非任何人不經認真自省、不做倫理考量，就能等閒視之。
p.324-325
對拉卡普拉而言，關鍵在於區別兩種講述歷史創傷得方式：排解與反覆的「宣洩」，以及批判、反思、有效果的「修通」。
（中略）
到頭來，研究外省人和撰寫本書，在這兩個互補的方向上成了一種個人「修通」過程。
「修通」無關於達到美好結局或尋求超越，也無關於為創傷賦予某些救贖的、崇高的或終極意義，好讓人們得以將一切拋諸腦後。沒有確切解脫、啟迪人心的頓悟這種意義，也沒有多少人類苦難的普遍性，能讓憤恨不平的民族、國家和文化彼此自動和解。對我來說，熟諳外省人的創傷與離散歷史，不會改變他們的被迫遷移讓我的父祖受害和流離這個事實。話雖如此，我所體驗的「多向同理性未了」，確實提供有利的抗衡視角，足以抵銷替代性創傷的強大影響，真正讓我得以對曾嚴重傷害家人的人們產生某種程度的同情心。
p.330
創傷會引起更多創傷，這是惡性循環。當代臺灣的人們完全沒有做出任何傷害現今中國人民的事，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在為西方和日本殖民者遙遠過往的罪行付出代價：維吾爾人、藏人、香港人，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糟肉更嚴酷對待的其他受壓迫群體也都是如此──全都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義旗幟之下受苦受難。唯有國族、群體和個人能從自身的憤恨不平與自以為是破繭而出，才能終結這個惡性循環，並了解同理、和解與正義的真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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