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
作者：藍佩嘉
Isbn:978-986-84859-0-7
出版：行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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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來內容簡介：
這本書說的是女性外籍幫傭來到台灣的故事。自1992年起，一批批的家務移工憑著勇氣，飄洋過海來到全然陌生的島嶼，僅僅計算登記有案的家務移工，就已經超過16萬人。她們以短期契約的過客身分，在台灣社會的邊緣角落裡默默工作，維持著台灣社會的「現代生活」，但是，一般雇主只把她們當成「用玩即丟」的勞動力，無法享有公民權，甚至基本人權。
在這些隻身來台的家務移工眼中，我們熟悉的場景與畫面，都轉變成另外一種面貌：對於剛到台灣Vanessa來說，中正機場是一個通往未知的起點，高速公路邊的叢叢樹林，隱藏了無法想像的恐懼。對於Tiwi來說，Qoo果汁是她照顧的台灣小孩最愛的飲料，也是她用來寄往國外、向女兒表達母愛的補償工具。每一個家庭屋簷下，都有一則從未被說出的故事，連接著台灣新富雇主和來自東南亞的家務移工。
這本書有一半內文是訪談內容，有作者與雇主也有作者與移工的訪談，呈現完全不同角度的觀點；另一半內文則是根據這些訪談和作者的觀察所寫出的學術論述。
其實訪談的部分很‧有‧趣，但我都抄學術論述的部分，怕大家看了（較為）嚴肅的抄錄內容會不敢去看原書，我提出這點供大家參考Ｘ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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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6-227
如同灰姑娘從後母家的廚房角落，換裝走進霓虹閃爍的舞池，家務移工翻轉她們的角色，穿越工作日及休假天所形成的前／後臺界線。家務勞工的工作前臺，發生於週一到週六，座落在雇主的家中，她們的言行舉止必須符應觀眾（雇主）對於外籍女傭的期待，展現謙卑、服從及自我節制的一面。相對於此，放假外出的星期日構成了她們生活中的後台，可以暫時離開雇主觀眾的目光／監視之外。
跟中山北路、台北火車站類似的外勞集結的「週末聚落」，也出現在亞洲其他地主國，如新加坡的lucky plaza、香港的中環。新加坡地理學者Brenda Yeoh及Shirlena Huang視它們為移工的「對抗空間」。對於寄宿於雇主家的家務移工而言，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界定有著複雜交替的關係：她們所寄宿的私人家戶，成為充滿監控窺視的前台、個人隱私經常受到侵犯的工作場域；而很諷刺地，在星期天，如火車站及公園這種遠離雇主家的公共空間，反而能夠保障她們較多的隱私及個人自由。公共空間的後台，讓她們能夠展現不同於女傭的形象，並在同鄉的社群中獲得集體歸屬感以及自主的空間。
p.271
雖然聘僱女傭、購買她們的謙卑表演，是雇主彰顯身分地位的一種「炫耀式消費」，但地位取得的過程卻未必是一個有意識的過程。布赫迪厄主張，階級「慣習」的培養，意指同一階級成員經久內化與培養出來的習性，需要一個緩慢、冗長的過程才能體現。在雇主家中，擁有較長的雇用歷史的上層階級，特別是那些畢生享受奢侈家務服務的老一輩的有錢人，體現了較明顯的階級慣習，特別表現於他們對家務勞工高高在上的口語表達以及疏離的肢體語言。
p.320
遷徙不只是一個身體移動，社會位置變化的過程，也是一個主體認同重新形塑、展開多重自我版圖的過程。人們雖然跨越了地理疆界，卻往往跨不過國族及其他社會界線的無形藩籬。移工的主體位置橫越不同國度，卻也因此常經歷衝突的認同形構。雖然他們得到經濟所得與母國地位的提升，卻在地主國遭受種族歧視、受雇從事社會鄙夷的工作。人們穿越國界的行動，並未導致國與國之間不平等的消弭或緩和，反而時常更形鞏固了沿著階級、族群及性別界限而來的社會不平等。
我們活在一個越來越全球化，但也越來越分化的世界。本書的論點挑戰了一種常識性的觀點：認為社會偏見純然肇因於陌生以及缺乏接觸。確實，國際遷移促成了不同國族群體間更頻繁密切的互動接觸，當代社會或許對外來人群與文化越來越習以為常，但這不表示多元文化地球村的幸福結局便指日可待，或是社會偏見及歧視就此消失無跡。相反地，跨越社會界線而來的接觸經常引發了焦慮與不確定感，因而驅動人們想要重申秀異及區隔異己。家務移工與台灣雇主之間的相遇，宛如顯微鏡下的切片，彰顯了地球村中的權力關係與認同政治。原本劃歸於親密領域的家庭，成為一處再製全球不平等及社會界線的角力場。
p.325-327
當我們討論階級時，經常預設了單一國家或社會的架構，但對跨國移工而言，他們的階級定位跨越了多個社會，不只侷限在單一國度內。我以「跨國階級畫界」的概念來描述全球化脈絡下複雜的階級形構。當階級形構過程發生在橫越不同文化的跨國空間時，階級與國族的縫合、締連出現在兩個主要的層次。第一個是結構層次上的階級定位。全球化不僅打開了資本與勞動力的在地市場，也助長工作與婚姻遷徙的現象。在這些生產關係與再生產關係中，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與文化資源上的不平等，被轉換為遷移主體的經濟或文化資本，也決定了他／她的階級位置的高低。
臺灣新富雇主與菲律賓中產階級移工以不同的方向進行階級流動，這是兩個圓升國之間的經濟發展落差所造成的結果。藉由消費進口商品、海外旅遊及外籍勞動力，台灣雇主在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之上建立了個人的都會生活風格。相反地，大學畢業的菲律賓移工卻在不景氣的母國面臨薪資貶值及失業威脅，因而遠赴海外尋求更高的薪資，但以外籍女傭身分工作的她們，卻必須經歷職業地位的向下流動。
兩者的跨國連結形成了一個階級理論中的異例：奠基於經濟資本所有權的階級支配不必然符應於文化資本的稟賦，在這裡指的是教育文憑以及英文的語言資本。跨國空間中的階級位置與認同是多重決定的。階級界線不只建立在經濟資源的差距與支配上，也有賴文化正當性的象徵鬥爭，其中，語言成為一個關鍵性的元素。不論是實際參與跨國遷移的菲律賓移工，或是進行跨國界消費的台灣雇主，都試圖藉由全球化的脈絡來促成多重資本的積累與轉換，也透過應與這個跨國文化資本來進行在地權力關係的協商與鬥爭。台灣的新富雇主投注大量金錢在孩子的教育與英語學習上，期待能夠幫助他們在國際化的未來取得競爭優勢。曾被美國殖民而擁有英文語言資本的菲律賓移工，因此取得全球移工市場上的優勢，在面對教育程度較低的台灣雇主時，他們也因而擁有某些議價權力，但他們的人力資本仍因原生國之故而不受地主國的認可（「第三國家的野雞大學」、「不正統的英文」）。
以上討論帶領我們進入「跨國階級畫界」的第二個層次，也就是階級變成（class becoming）的過程。雖然階級定位是在全球的層次上運作，然而，「做階級」的互動實作，仍須透過在地的生活空間與文化資源來進行協商與鬥爭。臺灣的雇主在面對移工雇員時，會藉由將國家的不平等轉化為種族化差異，來建立自身的階級優越感。中產階級的雇主則會試圖淡化聘僱關係中的社會不平等，以此彰顯自身是擁有自由政治立場的全球公民。
p.329
不論是台灣女雇主，或是來自印尼、菲律賓等世界各地的女人，其實都陷在一個類似的困境中：再生產勞動的私有化。也就是說，家庭成員的福祉照顧，高度仰賴親人提供的無酬勞動，而其中具有社會優勢的家庭，則可利用市場僱用的方式尋求外包。這種私有化（透過家庭或市場的機制）的制度安排，助長了家務勞動的女性化與道德化。「女人的天職」、「愛的勞動」等社會迷思，強化了女性身為人妻、人母的焦慮，並且低估了女人做為勞動者的技術與貢獻。
招募家務移工是一項延續、強化照顧私有化的政策。這個政策放任國家與丈夫的缺席，持續將家務與照顧工作定義為女人的天職與家庭的責任，差別僅在於如今是由另一位女性來從事這份工作，而家庭的責任變成了確保購買服務的品質。在台灣及其他東亞國家，家庭被認為是保護家庭成員的經濟與社會福祉的首要單位，大不分的政府都未建立完整的公共福利規劃。立法者鼓勵三代同堂的居住方式，歌頌其作為一種提供孩童和老人照顧的傳統安排。這種「美滿大家庭」的浪漫形象，模糊掩飾了其後的性別與代間的權力不平等。當照顧的私有化與父系家庭的傳統相連結時，更加強化了女性在父權家庭中的附屬地位。
p.335
台灣引進外勞已近二十年，長期以來外勞人數維持30萬左右，並無顯著的降縮，說明了台灣社會對於這群勞動力有著相對穩定的需求。這樣的現實狀況與政策說帖中一再將外勞定位於「暫時性」、「補充性」的勞動力，大不符合。事實上，沒有營建泰勞，我們難能享受便利的捷運與高鐵；沒有外勞監護工，我們目前的社會安全網無力承擔孤老廢疾等需要照顧的弱勢公民。
移工人權的現況，突顯出經濟的不平等、種族／族群的歧視，以及國籍／公民身分的排他等三個面向的不公不義。這些議題，不只涉及移工個人的權益，也攸關台灣民主賴以茁壯的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的發展。追求自由平等的公民文化是台灣社會歷經民主化的艱辛過程中逐步打造累積的寶貴核心價值。我們要落實民主深化、人權立國等原則，必須正視非公民的外國住民──尤其是其中居住於階級與族群弱勢的外國人──作為台灣社會的有機組成的一部分。
p.336
各式各樣的跨越地理國界與族群分野的人際接觸，並不必然會導致彼此的距離與偏見的消失。多元共榮的「地球村」只是表象或神話，除非，我們願意正視滲透在日常生活的權力關係，並且積極參與促成民主平等的政治行動與制度改革。在這個越來越整合、同時也越來越分化的世界哩，我們亟需包容性的移民政策和自省性的文化態度，來打破國族中心的地域主義和社會歧視的隱形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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