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不公平的代價
作者：史迪格里茲
Isbn:978-986-241-633-4
出版：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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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有抄過《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那本書以極嚴謹的態度去呈現出貧富不均在過去和未來可能的發展。我曾在看部分評論時，批評這本書的缺點是：「並沒有說明為什麼貧富不均會帶來負面影響。」而《不公平的代價》這本書，就是一個以通俗口吻去說明貧富不均會從各種方面帶來的負面後果。
由於近日剛過台灣總統大選，因此我特別放上這本書的一段，作為我對未來領導者以及國會諸君的期待（笑）
p.292
世界上沒有單一最好的政策。我在本書強調過，政策會對分配造成影響，因此需要在債券持有人和債務人、年輕人和年長者、金融業和其他產業之間的利益有所取捨。但是我也強調，我們可以採行其他的政策已取得更好的整體經濟表現，特別是如果我們根據大部分公民的福祉所發生的事來判斷經濟表現的話，更是如此。若要執行其他不同的政策，我們制定決策的機制安排將必須改變，例如貨幣體系不能交給想法被銀行家俘虜、只為頂層利益效力的人主掌和執行。
p.s.作者有提到經濟學家傅利曼的理論與他相左（傅利曼認為經濟失調是因為政府施政失敗），由於我下下本就預定要拜讀傅利曼的作品，因此很期待其不同觀點帶給我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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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1
不加節制的市場運作得不好。政府必須適當管哩，讓市場以應有的方式運作。為此，我們需要有個民主制度，能夠反映一般人的利益，而非特殊群體或只是頂層的利益。
p.44
本書會指出，美國今天的分配不均程度及產生它的方式，其實傷害了成長和效率。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於美國的分配不均，大多是市場扭曲的結果，不是針對創造新財富給予誘因，而是給人誘因從別人那裡取走財富。因此，在分配不均比較低的時期，經濟成長得比較強，便不讓人感到意外。不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數十年如此，最近的一九九零年代也一樣。
不少為分配不公平辯護的人，提出恰好相反的主張，認為給頂層更多的錢，將對每個人都有利，部分原因在於這將使的經濟成長加快，這種觀念稱為「下滲式經濟學」。
這樣的說法由來已久，而且很久以前就證明此說不通。我們說過，分配不均提高並未帶來更多的成長，大部分美國人所見到的是所得下降或者原地踏步。近年來，美國經濟的是和下滲式經濟學恰好相反的情形：犧牲底下的人，富人才能累聚財富高高在上。
我們可以用切派來思考這件事。將派平均切成相同的幾塊，每個人拿到的那一塊，大小都相等。照理說，頂層１％會得到１％的派，事實上，他們拿到的那塊很大，約為五分之一個派。這麼一來，其他人分得的就比較小。
信奉下滲式經濟學的人稱此為「仇富」。他們認為，不應該看每一塊派的相對大小，而是要看每一塊派到底有多大。給富人更多，會使派變大，因此，雖然窮人和中產階級得到的派，占整個派比較小的百分率，他們拿到的那塊實際上已經變大。最好這是真的，但其實不然，而且情況恰好相反：前面說過，再分配不均上升期間，經濟成長也趨緩，也就是說，給大部分美國人的那一塊變小了。
p.67
透過一般的供需法則，科技和稀有性在塑造今天的分配不均過程中扮演某種角色，但仍有其他的力量在運作，那個力量就是政府。本書的一大主題是：除了經濟力量，還有政治力量會影響分配不均。在現代的經濟中，政府會訂定和執行遊戲規則，規定什麼是公平的競爭；什麼行為被視為反競爭且非法；債務人破產而無法清償所有債務時，誰能得到什麼；哪些行為屬於詐欺且應被禁止。此外，政府也會奉送資源，有時公開，有時則不是那麼透明，透過財稅和社會支出調整所得分配，而市場則是受到科技和政治的塑造。
舉例來說，政府會以課徵遺產稅和提供免費公共教育的方式，改變財富的動態。分配不均不只由市場支付技術性勞工和非技術性勞工的相對工資多寡所決定，也會受個人學得的技能水準所決定。在沒有政府支持的情況下，許多窮人家的孩子將無力得到基本的健康照護和營養，更別提接受教育，學到改善生產力和提高工資收入所需的技能。
也就是說，政府可以影響個人接受教育和繼承父母財富的程度。用比較正式的說法，經濟學家表示，分配不君取決於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稟賦」分配。
p.74
現代的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一種複雜的遊戲，想贏的人不能只具備一點點智慧。但是贏得這場遊戲的人，具備的特質卻經常叫人不敢恭維：有能力規避法令，或者訂定對己有利的法律；存心占別人便宜，連窮人也不放過；必要時使出不公平的手段。套句某位成功玩家的話，「贏或輸都沒關係，重要的是如何玩這場遊戲。」這根本是句廢話，輸贏才是真正重要的，市場也始終以一種簡單的方式來佐證這點，就是你擁有多少錢。
p.99
貿易自由化產生的影響，不像與資本、金融市場自由化有關的危機那麼激烈，但仍然緩緩且穩定地運作。貿易自由化的基本觀念很簡單，就是以商品流動取代人力流動，如果美國進口非技術性的產品，那麼，在美國雇用非技術性勞工生產這些產品的需求就會降低，因而壓低非技術性勞工的工資。如今，美國的勞工可以接受越來越低的工資，或者培養愈來愈好的技能，以維持競爭力。只要全球化帶來更多的貿易，不管我們如何管理全球化趨勢，這個影響都會出現。
但是，管理全球化趨勢的方式會導致工資進一步降低，因為勞工的談判力量已經消失殆盡。由於資本高度流動，加上關稅偏低，企業只要告訴勞工，「如果不願意接受工資較低的公坐，不願意在很差的環境中工作，公司就要搬到別的地方」，勞工幾乎都會屈服。
要了解不對稱的全球畫如何影響談判力量，不妨想像，如果勞工可以自由流動，但資本缺乏流動的世界會像什麼樣子，各國鐵定會爭相吸引勞工。承諾蓋好學校、提供好環境、對勞工課徵很低的稅……，稅收不足之數都可以靠對資本課很高的稅來彌補。然而，我們生存期間的世界並非如此，其中有部分原因就是頂層１％布希望變成這樣。
p.172
民主政治受到最大限制的競技場就在租稅，游期是在降低分配不均的稅制設計。所謂租稅競爭，是不同的政治實體搶著將稅率降最低點、以競爭資源，現治了累進稅制的空間。企業揚言，如果稅負太高就要離去，有錢人也是這麼說。美國相對於其他國家，至少擁有一項優勢：美國是對全球的所得課稅。反觀，希臘公民受惠於本國的公立學校和大學，享有醫院和健康照護體系提供的福利，可以住在盧森堡、在歐洲各地經營企業，卻逃避繳稅的責任，甚至不償還本身的教育成本。
經常有人說，全球化讓我們別無選擇。這樣的宿命論只對受益於目前系統的人有幫助，卻會模糊現實，讓我們以為困境是一種選擇。我們的民主政府選擇得全球化經濟架構，實際上綁住了民主的雙手。頂層１％史中擔心民主政治會在民粹主義領導人的影響之下，受誘實施「過度的」累進稅制。頂層１％告訴一般公民，不能這樣做；如果想要參與全球化，就不可以那麼做。
簡單的說，以目前的方式管理全球化，正始我們的民主政治的選擇範圍縮小，結果更難採取必要的財稅和支出政策，無法打造更均等、機會更多的社會。綁住民主政治的雙手，正是頂層想要的：可以有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但得到的結果，仍然和一元一票的體系所能預期的結果相當吻合。
p.215
任何社會，一個人的所作所為，都可能傷害或造福他人。當傷害別人的人不必負擔全部後果時，便會產生不當誘因，不會設法避免或者採取預防措施，以避免傷害的發生。事實上，我們有法律提供每個人避免傷害別人的誘因，不傷害別人的財產、健康、公共財，例如大自然。
經濟學家將焦點放在怎麼做最能提供誘因，以促使個人和企業考慮他們的外部效應（externalities，為他人的行為付出代價）。所以，應該強迫鋼品生產者為他們製造的污染付費，那些造成意外的人也應該為後果付費。舉例來說，我們將這些觀念具體化為「汙染者付費原則」，也就是汙染者應該為所作所為的全部後果負責，否則就是一種變相的補貼，相當於沒有支付勞工或資本的全部成本。不願為自己製造的汙染付費的壹些公司表示，如果付費，可能必須裁減員工。沒有一位經濟學家會主張，為了拯救就業機會，應該讓勞工或資本的扭曲性補貼繼續存在。不支付對環境造成的成本，正是一種補貼形式，不應該繼續存在。維持經濟處於充分就業狀態的責任，是貨幣政策和財政的工作。
p.217
不管我們多麼努力，即使是處理經濟組織的最簡單問題，也避開不了分配的問題。這些交纏在一起的「財產權」／外部效應問題和分配問題的另一面，是「自由」和「公義」的觀念無法分離，每個人的自由如果妨礙別人，就必須加以節制。一個人製造汙染的自由，會剝奪另一個人的健康；一個人開快車的自由，會剝奪另一個人不受傷害的權利。但是誰的自由應該優先？為了回答這個根本性的問題，社會發展出相關法令規定。這些法令規定會影像系統和分配的效率：有些人有所得，其他人則有所失。
這是為什麼政治力量那麼重要的原因。如果一國的經濟力量分配得太不平均，政治上的後果就會接踵而來。雖然，我們通常認為法治是設計來保護弱者不受強者的欺凌，以及保護一般公民不受到享有特權的人傷害，那些有錢人卻運用政治力量去塑造法治，提供一個架構，讓他們能在那裡面剝削別人。
p.239
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針對租金課稅是效率很高的做法，因為這種稅不會造成任何扭曲。例如針對土地租金課稅，不會使土地消失。
p.315
頂層一％住最好的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看最好的醫生，過最好的生活，但有件事情，似乎不是金錢能夠買到的：了解他們的命運和其他九九％如何生活息息相關。整個歷史上，頂層一％最後都會學到這點，但往往學得太晚。
我們已經見到政治和經濟無法分離，以及如果我們要保有一人一票的體系，而不是一元一票，就需要改革政治體系；但是，在分配不均程度如此這般的經濟體系中，不可能實現公平且回應大眾需求的政治體系。我們最近看到，如果缺乏更深的共同感，政治體系將無法運作；如果經濟這麼地分裂，如何擁有這種共同感？見到經濟日益分裂，我們只能問：這對我們政治的未來，預示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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