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戒嚴台灣小說家群像
作者：朱宥勳
ISBN：9789860777338
出版：大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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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我希望可以在這系列文章裡，讓文學讀者重新認識台灣的作家前輩，認識他們的精神、意志與勇氣；我也希望可以稍微讓非文學讀者感受到，就算你未必嗜讀文學作品，這些人本身的生命故事，及其對世界的熱情與執著，都有如小說一樣精彩。」——朱宥勳
越知道他們的故事，就越能不驚詫於現世波瀾，越相信文學之神終會回報一切。
台灣文學被「發現」的歷程，就像是啟蒙時代的除魅，把各種蒙在文學上的遮蔽與限制去除，會看到台灣文學這一路走來，像是逐漸重新發現自己的優點而願意自我肯定的人們，把眼光從被誤導的他方移開，願意好好正視自己的優點與不足，建立適當的評價觀點，肯定自己並砥礪向前。文學是民族的精神，文學史是建立國族認同的歷程，文學史觀也許就是對自己國家靈魂的自信。
但我們有多了解自己的靈魂，我們能因為自己的文學產生多少自信？
這是朱宥勳給自己的命題，《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戒嚴台灣小說家群像》就是他回應這份命題的第一份答案。在本書裡他談了九位小說家的故事：鍾肇政、鍾理和、葉石濤、林海音、陳千武、聶華苓、郭松棻、陳映真、七等生，這些小說家都有傳世的作品，但他們在寫小說之外所做的事，更是影響了往後的文學發展。這是以獨特觀點切入的文學故事，不談作品分析，著重在創作者必須面對的許多在創作之外的「戰場」，而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所做的事，大格局地影響了往後的台灣文學。
他寫鍾肇政在創作之外，努力讓跨越語言斷層的本省籍作家，在幾乎被外省作家占去的報章版面中露出頭角，他永遠不只想到自己的創作，還去鼓勵並幫忙其他作家；
寫鍾理和怎麼在孱弱身軀與文學理想中奮戰，還要面對政治漠視的摧殘，成為了台灣文學艱苦與奮鬥的象徵；
寫葉石濤從小說轉戰評論，為不被正視的同代台灣作家作品，爭取評價與定位，鼓勵作家創作，為未來的台灣文學擘畫布局；
寫林海音努力平衡省籍、語言、性別與政治，讓更多不同於官方主流的優秀作家有發表空間，培養更多優秀的創作者；
寫陳千武怎麼勇敢挑戰殖民者的霸氣，睥睨日本或國民政府設下的阻礙，永遠用超越殖民者的霸氣一較高下；
寫聶華苓的故事架構更是龐大，彷彿一幅冷戰時代的全球文化攻防戰略圖，人們的情感夢想與政治攻防錯落其間；
寫郭松棻投身保釣運動因而無法返鄉，而他的作品卻寫出了多少台灣人都未曾看過的台灣；
寫陳映真這台灣文學史上最令人心情複雜的作家，爬梳出戒嚴體制下人道主義理想青年複雜的抉擇；
寫七等生奮力將自己變成一件堅持藝術的大作品，不管其他人都已經轉向。
這些故事凝練出小說家們畢生的苦心與執著，這些故事也向我們展現台灣文學如何努力找到自己的路，說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一方面帶我們回到當時的時空背景，還原小說家們創作時面對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是以朱宥勳的觀點來建構台灣文學史，特別是在政治壓力滿點之下的戒嚴台灣文學史。
本書〈後記〉裡所表露的，應該是最適合來說明這些小說家之於台灣的意義，以及為什麼要說他們的故事：
每次想到鍾肇政，我就會問自己：如果他都沒有放棄了，你有什麼卻步的理由？
我能像鍾理和一樣，堅持寫到不能再寫為止嗎？
我有沒有葉石濤的堅忍，能等到冰封雪融的一刻？
我有林海音的耐心與細緻，能為了更遠大的目標而調和眾人嗎？
我是否能跟陳千武一樣，擁有無可摧折的自信？
聶華苓的格局與敏銳，郭松棻的深思與內省，陳映真與七等生看似相反卻猶如鏡像的執著⋯⋯
我不想說一些「典型在夙昔」之類的老頭修辭，但我確實感激他們，在很多猶疑時刻為我照亮眼前路。
我越知道他們的故事，就彷彿越能不驚詫於現世波瀾，越相信文學之神終會回報一切。
如果這本書的讀者，也能分到一絲一毫類似的力量，就再值得不過了。
超級熱血的一本書，看完的瞬間會有如〈灌籃高手〉中的名場面一樣，淚流滿面說出：「前輩，我好想寫小說！」這樣的話。
話說，之前這本書出版時我有參與到其中一場新書講座，朱宥勳好會講故事啊，我猜如果給他時間，這些前輩作家的趣聞軼事他可以講個三天三夜。如果哪天有個單位辦個「榕樹下講古」模式，讓大家在廣場的大樹下聽他講，光想就覺得很有趣（默默許願有天有人會辦）。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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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0-41
鍾肇政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人，他「把大家組織起來」的大局觀讓他除了努力創作之外，也做了很多從現在的眼光看來，幾乎是「作家經紀人」的事務。
比如和他並稱「南葉北鍾」的另一位耆老小說家葉石濤，雖然早在日治時期就出道，但後來遭遇白色恐怖的牢獄之災，發展更不如鍾肇政順遂——如果鍾肇政能算「順遂」的話。因此，在葉石濤一九六○年代重返文壇，重新開始投稿的一段時間，就有不少稿件是鍾肇政幫忙轉投或出謀策劃的。同樣被鍾肇政「經紀」的還有鍾理和。由於鍾理和身體孱弱，無法離開美濃山裡的家居，所以幾乎所有的稿件都是寄給鍾肇政，由鍾肇政找合適的刊物投稿，刊出後再寄回稿費和剪報。從他們的信件往返中，我們會看到鍾肇政如何安撫懷才不遇的鍾理和，如何為他擬定投稿策略（「某刊物最近對本省籍作家比較友善，也許可以嘗試⋯⋯」）。
乍看之下，這似乎只是一段深刻的友誼，但要知道：當時，鍾肇政自己的稿件也並沒有多受到文學刊物的信任，每一篇他幫別人投上的稿子，就等於是排擠自己刊出的機會。因此，這完全出之於「把更多同伴帶起來」的無私意志。
最經典的案例，當屬鍾肇政的長篇小說《魯冰花》獲得「聯合副刊」採用，開始連載的時候。那是本省籍作家第一次可以在主流文學刊物上連載長篇小說（而那還是因為投稿之時，剛好遇到某外省作家開天窗才替補上的⋯⋯），無論就歷史意義還是實際的名利來說，都是值得慶祝的大事，正常人應該撒花就撒不完了。但鍾肇政不是正常人。《魯冰花》獲得採用的第一時間，他立刻寫信給他認為更有才華的朋友鍾理和，告訴他：這篇連載預計在某月某日結束，如果你能在那之前寫完一個長篇，我就幫你投給「聯副」。
「我們一起把這個陣地占領下來。」
長頸鹿都要哭了，他真的不只想到他自己。
P.94
我在清大台文所的恩師陳萬益老師，曾經就有過一個貼身的故事，很可以看出文風溫文和藹，自比為「甘草」的葉老，內心燃著的是什麼樣的火焰。那是在《台灣文學史綱》剛出版的時候，陳萬益老師訪問葉老，問道：「外面有學者說，您這本文學史很不嚴謹，對這點您有什麼看法？」
只見葉老極其罕見的勃然變色：
「你們搞清楚，我是寫小說的耶！是你們這些學者不敢寫，才讓我不得不出來寫。」
是的，這是一個沒辦法讓人專心寫小說的國家。或許，葉老就如他的自述所說，很早就認清到自己不可能是第一流的作家。但他沒說的是，那不是因為他的才份不足，而是語言轉換的傷口、政治環境的壓抑，使得他生而為那一代的台灣人，注定難成巨匠。所以一九六五年復出之後，他整段文學活動的最精華時段，慢慢就從創作、評論雙棲，轉移到越來越高比例的文學評論之上，或許不只是單純的個人選擇。
他從一開始就想好了吧。如果他那一代人無法成為巨匠，那他至少要以一己之力，掃平面前的阻礙，讓之後的台灣作家，有機會成為他們既夢想、又不敢夢想那樣的第一流作家。
P.126
陳千武的整個人生，幾乎都在這種「被殖民者欺凌」和「你看我沒有，我偏要做給你看」這兩條軸線中絞纏前進。中三的時候，身為柔道部主將的他，聯合劍道部主將陳嘉豐兩人，動用自己在校內學長學弟制的威信，帶頭抵制皇民化運動中的「改姓名運動」。等到校方發現校內學生改姓名的「業績」異乎尋常地低時，才循線找到了這兩名首腦。在強大的業績壓力下，校方只得決定軟禁這兩人，以免他們繼續在校內散發影響力。
這個例子本身就極富有象徵意義：陳千武作為一名台灣人，在日本人形塑的校園文化（學長學弟制）和日本人大力推廣的運動項目（柔道）中表現優異，表面上看來好像是他屈服於日本的殖民體制了；但他卻又反過來利用在此累積的優勢對抗日本人。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被殖民者的複雜性，妥協與頑強、屈從與對抗時常是互為表裡的。
P.191-194
在這樣的對立下，郭松棻的位置是很微妙的。他屬於左派的、左統的陣營，但他同時又是「應為」獨派主力的本省人。這樣的「跨界」身分，反而讓他多了一重冷靜，能夠看到雙方的侷限，並且同理、同情雙方的立場。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台獨極端主義與大國沙文主義〉一文。在這篇文章裡，他分別列舉了統獨雙方的錯謬觀念，於今看來仍然非常精準。站在左派的立場，他批評獨派只以獨立政權為目標，而沒能透視階級問題，也沒能認知到國際局勢的結構，即便是獨立了，也可能只是繼續當美國操控的傀儡政府。而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站在左統立場，卻批評統派有「『領土完整』的玄想」：
將台灣島上的一千四百萬人民，硬生生的規劃大陸的七億人民，是「統一論」的工作目標。墊在這種企圖底下的基礎是傳統的、嘗試性的「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的論點。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的「情緒說」……唱「完整」論調最大的危機在於，忽略台灣島上人民在這二十年來所身歷的痛苦。這痛苦已經不是「人性永恆」下所遭受的「普遍」痛苦，這痛苦早已炙上了歷史的烙印：他是在國民政府的凌壓下逼成的一串特殊的憂患與苦痛。尤其是，一千二百萬的台灣人民，經過二二八革命的挫折，這種憂患苦痛，已經部分扭曲成為仇視大陸人的心理痼疾。倘若「完整」論者，但求分享大中國的榮耀，而忘卻了分擔台灣一千四百萬人民的痛苦，或甚至無心想去解決這份歷史的痛苦，則這種「完整」論將步上反歷史的、反人民的道路。
P.255
陳映真拒絕參與任何冠以「台灣文學」之名的場合，但是，我這樣的台灣文學讀者，還是會持續地閱讀他、談論他、思索他，尊敬他在台灣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地位。這是鍾肇政教導我們的－－他即使在陳映真以統盟主席身分，去給江澤民摸頭之後，還是提出了邀約：我們要編一套《台灣作家全集》，你願不願意……？我相信，如果有第四套、第五套乃至於第一百套全集，鍾肇政還是會寫信給陳映真的。他可以一直拒絕，但我們也可以一直堅持。
因為文學並沒有教我們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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