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  

 

書名:中東現場

作者:張翠容

出版:馬可孛羅文化

Isbn:986-724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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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多年來,堅持追縱新聞真相的張翠容從未停歇過採訪的腳步。

 

  2006年的傾力新作《中東現場》,即是她多次深入向來有“火藥庫”之稱的中東地區,透過與當地百姓對話、實際訪談生活於現場的具影響力的民運組織領導人,抽絲剝繭地從歷史、宗教、文化、地理等因素,一一剖析埃及、以色列、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巴勒斯坦、阿拉伯等國相互衝突,彼此糾葛的來龍去脈。

 

我忘了是在哪裡聽到這句話的,說記者的職責是:to ask no one ask, to answer no one answer

對我來說,這位作者不僅做到這點,還帶著深深的人文關懷和省思,去看和思考中東這塊飽受戰火摧殘的土地上的各個面向。

如果第四台的新聞媒體能有這樣的水準,我大概會感激到哭出來吧(不用百分之百,一半也好呀~~~*哀哀叫)

 

 

D*

 

───

 

p.70-72

 

(註:此處的「他們」指的是以色列人)

 

  他們自覺的受害經驗,一切從大屠殺開始,因此得要步步為營,否則便會再度防不勝防,給推到大屠殺的陷阱裡去。

  他們也必須攜手團結,不但是以色列人,還有海外的猶太人,得要高舉這幅悲痛的大屠殺帷幕,已阻擋外界帶有敵視的質疑閃爍目光。

  杰若米嘆了一口氣說:「在這種深層的大屠殺恐懼下,以色列人對鄰居的處境視而不見,他們只知道對方有人肉炸彈、有武裝恐怖份子、有巴人小孩野蠻地向他們擲石頭……。

  「總之,鄰居是納粹黨、是匈奴,要消滅以色列人。他們很少回頭看自己,手上擁有鄰居所沒有的強大先進武器,手中握有世界霸主美國給予的大支票,還有用來折磨平民的檢查點、妨礙巴人日常生活的隔離牆……。

  「他們不願意就目前雙方的困境進行一點兒思考,寧可去研究球賽,到外旅行,閒來泡泡咖啡館。說是逃避也好,反正他們已經掌握簡單而具說服力的答案:神讓他們奇蹟般回到祖先的土地,對鄰居的一切行為都出於自衛。政如以色列人常用的箴言:如果有人威脅要殺了你,那絕對不能給他思考的機會!」

  凡是敵人的東西,都是邪惡的。杰若米拿出一個可樂罐給我看,罐上有阿拉伯文,他說:「一天,我在大街上飲用這罐可樂時,被一名軍警攔截,他指控我飲用敵人的飲品,要盤查我。」

  我和杰若米相視而笑,感到時在荒謬。

  不過,等我在以色列住上兩個星期後,也開始變得神經兮兮。當我坐上公車,或走進餐廳進餐、經過繁忙的市集、身邊的人群愈來愈多時,我都會不斷地打量看看哪個可能是潛藏的襲擊者,然後,晚上回到酒店,摸摸自己,再向上天感恩,幸好我還完整無缺!

  以色列人的歷史恐懼記憶被自殺式炸彈襲擊炸出了有形的恐懼,這種恐懼不再單單只屬於歷史,它代表了線狀,每個以色列人每天都必須要面對的恐懼,每個人都可能在一瞬間消逝。

  雖然巴人的死亡數字比以色列人高出至少三倍以上,但以色列人總覺得他們是最大的受害者,他們討厭國際傳媒的鏡頭聚焦在以軍如何摧毀巴人難民營,可是,他們卻希望傳媒把每一個死於人肉炸彈襲擊下的以色列亡靈用放大鏡來報導。

  由於以色列人感到孤立,因此渴望國際傳媒的寵幸;由於他們感到焦慮,因此渴求外界的關懷與同情。

  上述情緒最易受到以色列右翼政黨挑撥,他們的口號:「我們知道你恐懼什麼,不要怕,我們會保護你,和我們在一起,你是堅強的。」

  最脆弱的人,最容易受哄騙。他們完全相信強硬的夏隆政府所說:「要不違反人道主義而對散落在平民中的敵人發動自衛戰是不可能的任務。」政府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了合理的注解。

 

p.264

 

當日子完了,我站在你面前,

你將看到我的疤痕,

明白我曾經受傷,

也曾經治癒了。

 

──泰戈爾《漂鳥集》

 

p.289

 

(注:此處的「他」指得是巴勒斯坦詩人達維希)

 

  當我正要離開文化中心之際,隱約聽到他在辦公室裡吟詠一首他的詩:

 

  我是從哪裡來的,我還憶起

  與別人無異,我就這樣降臨人世,

  有一個母親,

  有一間房子,有很多窗戶;

  我有兄弟、朋友,以及樊籠。

  我擁有海鷗撲身而過的海濤,

  我擁有自己一個景觀和餘下的一片青草,

  我擁有那輪越過語言巔峰的明月,

  我擁有由神遣送的鳥群糧食和超越時間視野的橄欖樹;

  在利劍把血肉之軀變成宴會之前,我已穿越那一塊土地。

  我,是從那裡來的。

  我把那片天空歸還它的母親,而那片天空卻為自己的母親哭泣……

  我學會了拆毀所有的字句,而只去建構一個字:家。

 

  文學無疆界。在與詩人的一席話後,巴勒斯坦已經不再遙遠了,藝術讓不同的民族更加貼近,在相互的了解中產生共鳴。

  不過,這次訪談讓我的心情很複雜;達維希愈表現輕鬆,我則愈感到沉重,他的幽默是屬於灰黑色的。從他辦公室往窗外望去,依然是陰霾密布,在他的哈哈大笑中隱藏著悲哀。

 

p.292

 

  天空如此接近,人心卻阻隔重重。這是赫達卉新書的主題。

  雖然她還是強調不談政治,但大家都知道,伊拉克人擺脫不了政治,伊拉克文學也擺脫不了政治,或者,至少難免有政治的隱喻。

  「如果外國媒體要妖魔化伊拉克人,我則要人性化伊拉克的兄弟姊妹,我們擁有人類共同的本質……。」赫達卉氣圖透過文學的語言呈現伊拉克的真實,她表示:「政治充滿偏見與扭曲,但文學可透視人心,讓我們瞭解真實的全面。」

 

p.300-301

 

  阿都尼斯的一生活像一頁阿拉伯歷史。他最初在大馬士革研讀哲學,一九五五年因活躍於敘利亞國家社會主義黨而被監禁了六個月,釋放後輾轉逃到黎巴嫩繼續他的博士研究。一九七零、八零年代,黎巴嫩內戰,一九八二年又面對以色列的入侵,當時他正擔任黎巴嫩大學阿拉伯文學教授,目擊人類的仇恨殺戮,他深惡痛絕。

  由於那個時期社會動盪,生死存亡無法預測,文學家面對的是急切的政治性題材,因此,關心現實使他大部分作品也介入的政治。一九八五年他離開一團糟的黎巴嫩,轉往巴黎講學,其後定居該地。

 

(中略)

 

  他的創作生涯儼然如一次冒險旅程,不斷實驗、不斷創新。他這種精神正帶領著阿拉伯的現代主義運動,並奠定他在阿拉伯詩壇的地位。

 

  我不會來,如果所有山徑都已安全

  有指路明燈和指路人,那我只會在

  所有燈光都熄滅時出現

  以及那些茫然不知所措的行人與

  混凝土石頭相撞時。

 

  我會前來,如果我可以找到我的道路

  沿著狹長的小徑通往地域

  直到地獄的盡頭。

 

  ──《聖遷:一六一》

 

  阿都尼斯說,中東局勢的確已走到地獄的大門。他在詩作中除了表達一種憂患意識外,也對文字創意不斷追尋,他說要解放加諸於他們文字-文化的枷鎖,從而化解政治的殖民,讓阿拉伯文化重回活潑的泉源,然後再融匯到人類的普世價值河流裡。

  他說,西方從上而下的政治經濟操控只會導致衝突和敵視,變成一個「他者」,政治的疆界牢牢固守著每個人心中的樊籠。他表示希望藉詩歌的敏感帶來超越與提升。最後,他引用法國文豪雨果的話語:「每一個小我走在一起造就一個大我。」人類是一個整體,我們如何確立和回饋這個整體?

 

p.358-359

 

  游擊式的恐怖主義固然恐怖,國家恐怖主義更恐怖。他之所以更恐怖,乃由於它鮮少在我們的關注視線之中,它可以比前者更胡作非為,激發更多有害細胞。不幸的是,它總會穿上美麗的外衣,手中握有絕對的權力,以及輿論的咽喉。

  為什麼會有伊斯蘭主義運動?為什麼會出現蓋達、真主黨、哈瑪斯等激進伊斯蘭組織?一個危險的訊號,紅色的燈光向世界閃動著。

  當我要剖析恐怖主義的謎團時,卻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壓力撲面而來。有人有心混淆視聽,有人根本搞不清楚,他們總會向一些企圖了解恐怖主義的人扣上同情恐怖主義的帽子,然後,言論一剎那便給窒息了。

  有不少時候,和平組織也被視為恐怖主義的同情者,甚至是共謀者。當權者不喜歡他們的身影,一如他們不希望記者在前線目睹一切。

  但,只要我們走到前線,讓一切世人以為沒有發生的事給描述出來,好讓人們停留一刻,想想那裡究竟正在發生什麼事,然後走出冷漠與無知,監察戰爭發動者的行為,那麼,我們的來臨,便可為和平做談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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