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世界的盡頭：種族與文化的邊境之旅
作者：羅伯‧D‧卡普蘭
Isbn:957-8278-48-9
出版：馬可孛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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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簡介：
本書作者羅柏．Ｄ．卡普蘭是著名的《大西洋月刊》 資深撰稿人，他曾經正確地預言了後冷戰時代巴爾幹半島的混亂。這一次，他從賴比瑞亞展開他的背包之旅，自疲弊的西非國家和埃及與伊朗的回教基本教義派飛地，行經獨特文化色彩的中亞、印度、巴基斯坦和南亞，以深入了解他所經歷的各種文化如何面對當前的人口、貧窮與環境問題。
在他漫長的旅程中，經過了世界上某些最動亂的地區，這些地區是古老的文化對立和傳統種族界線，他對於這些地區中面臨瓦解的國家、交戰中的民族、舊殖民地，以及日益減少的資源都有翔實的描述。
卡普蘭走過象牙海岸的貧民窟、柬埔寨的死亡集中營，走過獅子山國和中國西域，他和難民、軍火走私者、政府官僚、邊境守衛或伊朗革命者談話，自其中發掘出大量驚人的事實；同時，他也在沉淪的日常生活和人們的恐懼、挫折與夢想中，找尋開啟一個國家未來的鑰匙。
也許是因為厚度，也許是因為有很多文化的觀點和論述，看這本書時我一直聯想到《文明的力量》那本。但當然這兩本書關注的主題和方向很不同，我自己認為《文明的力量》是保持著距離的、是游於物外的，而這本書則是完全的貼身報導了。兩本我都非常喜歡。
很可惜的是，這本書很厚而且適合好好坐下來安靜的讀完，但我最近的時間都很瑣碎，所以是片片斷斷地把他看完，希望日後能有機會再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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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1
「老兄，你來這裡做什麼？」有一個人問我。他們讓我想起幾年前在波士尼亞看見的，把自己浸淫在梅子白蘭地里的西伯利亞士兵。我買了一杯黑啤酒，朝上層甲板走去。雨雲聚集在陽光下，從水面上折射上來；從岸上看，就像是一只閃爍的青綠色煎鍋轉變成晦暗而沉重的大桶子。我想起《事情的真相》裡的一小段描寫：「天空圍繞著他不斷哭泣；他感覺到傷口永遠無法痊癒。」
微風吹拂，隨著渡船的趨近，自由城赫然進入目光焦點。旅行的短暫純粹喜悅在我心裡沸騰，一個人越老、生命中就會累積越多重要時光，而經驗又會排擠掉原始的情感，所以會越來越難喚起這種情緒。
p.112
歐洲人施加在非洲的最大負擔大概就是政治地圖了。有很多國家由其帝國統治者確認成一種顏色。這張我們從小看到大的地圖，是一種現代主義的發明，始於民族國家的興起。地圖提供的一種方法，將這些新民族組織分類為沒有傳統區郁的拼湊物，（「邊境」這個字眼原本就是現代的觀念，在封建的心態裡根本不存在）。因為歐洲國家在印刷技術使翻印地圖更便宜的時候，開拓他們廣布的領土，於是地圖製作便指定了我們看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角度，藉此來創造事實。
p.130
在大眾觀光的年代裡，冒險逐漸變成內在的事情，而閱讀可以將你帶到那些距離他人幾呎卻永遠看不到他們的地方。
p.235
雷札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說「文化的疆界」，指的是一個沒有那麼多模糊地帶，和平、具滲透性的疆界；一個存在於沒有國家、沒有官僚體系以產生政治地圖的較早年代的疆界，那時候，只有大的王朝疆域，像哈布斯堡領地和鄂圖曼蘇丹統治的領土：地理上和人種上的自然疆界。換句話說，不是文化上的柏林圍牆。只有在那樣的世界裡，才可以讓亞塞拜然找到歸屬。
p.348
我並不是在講經濟，但是我假定，在一個換了一百塊美元而需要用一個鞋盒來裝當地貨幣的地方，他們的生活一定是很艱辛的。根據我的實際經驗，對外國人越是便宜的地方，當地人的生活通常就越苦。
p.367-368
我需要上廁所。
貝格和我在撒馬爾罕車站等巴士要到布卡拉。我在樓上自助餐廳裡喝茶時，注意到走廊上有幾間辦公室。我心想，也許那裡有廁所。辦公室裡有幾名女子。我打斷她們的打字工作問她們，她們愉悅地指著走廊上再過去的一扇門。我打開門走了進去。
地板上積滿水，龜裂的馬桶髒得令人難以置信。蒼蠅嗡嗡作響。我憋住氣，解完手然後離開。沒有衛生紙，沒有地方可以洗手。
這些可親的小姐們使用這樣的廁所，難道不覺得難過嗎？她們難道不會想要輪流值勤來打掃廁所嗎？那花不了多少工夫的。這是我在烏茲別克斯坦看過最骯髒的廁所，不過，其他的廁所也都和這個一樣糟。這個問題真的困擾我。後來我在羅馬尼亞讀到德拉居利科寫的《新共和國》，裡面有一篇有關廁所的文章。
「羅馬尼亞就像大部分前共產國家一樣，」德拉居利科寫道，「仍維持著屬於農民的國家」，而「農民對衛生的觀念與城市人不同：他們隨地都可以拉，很自然地拉在他們工作的田野上，或是牧場的小木屋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及羅馬尼亞共產主義勝利，農民湧入城市，參與大眾工業化。但這並沒有讓他們「都市化」。「文明社會的價值是由市民創造出來的，」德拉居利科寫道，「而在極權主義政體下，農民住在城市裡一、兩個世代，並沒有機會成為市民，無論是就政治或是文化。」
提到農民，德拉居利科也許太嚴苛了，因為，烏茲別克農民家的廁所和屋外棚子經常都很乾淨。然而她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一個國家的公共廁所──或甚至缺乏公共廁所──透露出該國在走向文明社會之路的程度。西非還處在一個無廁所的階段：你直接去一處空曠的地方，不會覺得羞恥。然而，我記得在西非的公共廁所，即使是在巴士站裡，都比我在中亞看到的乾淨。埃及和土耳其的廁所，可從原始到可怕來分級。伊朗的公共廁所大都是乾淨的，也許是因為阿亞圖拉對波斯文化的破壞，沒有共產主義對中亞文化的破壞來的嚴重。中亞共產主義的遺產，可不可能和非洲人口、氣候，以及資源缺乏的惡魔一樣具破壞力呢？就像我和貝格在飯店夜總會裡無意中聽到的對話一樣，我見到的骯髒公共廁所，也指出那個社會裡，很少有人對家以外的地方保有忠實之心（我不禁懷疑一個外國旅人對紐約市的缺乏公共廁所會怎麼說）。
p.434
我思索著濟慈寫給他兄弟的一封著名信件，在裡面，他讚美著「否定的能力，也就是，當一個人有能力保持不確定、神秘、懷疑，而不急於追求真實與理性……」的質素。濟慈寫道，使得一個人成為「有成就的人」的特質，是他成為「甘於半知識」的能力，因為，「對一個詩人而言，美感能克服其他的每一項思考，說得更確切一點，它消滅了所有的思考。」我知道，我從來無法達到濟慈的標準，正如我知道我所有的「解答」，最終可能證明是錯的一樣。我在一次從讚美錯誤的培根身上獲得慰藉。因為培根相信，只有錯誤的答案才能引發出真理。
p.457
「我們如何半閉著眼睛走過這一生，實在是很非比尋常的。」康拉德在《吉姆老爺》裡寫道。
p.478
財富的創造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問題。人類肯定是生來平等，但他們天生隸屬的環境與人類影響，使得他們在到達就學年齡時就不平等了。
p.553
（下文的托斯雷，指的是赤柬統治柬埔寨期間的監獄，資料指出1976到1979年初期，有一萬六千人到兩萬人住過，但只有極少數人倖存）
以比較重要的層面看，托斯雷與奧斯威茲、達考截然不同。奧斯威茲翰達考已經被改裝為博物館了；他們已經貝西方館長用暖氣、空調、擦得晶亮的玻璃展示架、舞台燈、博物館商店，以及現代化的洗手間，為前來拜訪的大眾妝點得乾淨衛生了。但托斯雷澤沒有像這樣的消毒程序。這些展示架粗製濫造，那裡非常炎熱，老鼠在走廊覓食，廁所裡髒兮兮；我看見沾滿灰塵的球、蜘蛛網，以及濺在剝落的牆上乾了的血跡。因為就我所知，赤柬可能昨天才離開這裡。這棟建築物裡有延伸到陽台的鐵絲網，這樣子，遭受刑求的受害者才不會自殺，這棟建築才能完全保持全貌。人類排泄物的氣味、汗水味，以及死屍的氣味都已清洗過了──而這也是唯一的不同。像這樣的場景，一連串的景像，夾指甲和乳頭的鉗子，以及有著腫大、變黑雙眼的年輕女人照片，這些是你在歐洲其他特定的煉獄裡絕對找不到的。
中庭裡，絞刑台就在兒童鞦韆隔壁。我注意到有一堆剖開的椰子，而那讓我想起進入這棟建築物時，曾經看到的一堆壓碎的頭蓋骨。我想起曾讀過有關波士尼亞塞爾維亞義勇軍的頭頭，抓到一個貧困且不識字的農莊男孩，並且藉著一再給他吃屠殺的小豬，說服他成為一個大屠殺的怪物。在殺人和殺豬之間，藉由練習，變得無關緊要。
p.573
當然，醫院沒有固定的電流，也還沒有X光機器。夜裡，發電機會提供足夠電力，以進行必要的手術，同時從晚上六點到十二點，每間病房會點一盞燈泡。設備遭竊是個問題。原來有七位醫生，現在減少到三位，因為牽涉到赤柬的不良安全情勢，難以吸引柬埔寨醫生來這裡工作。沒有空調，這表示在全年的熱帶熱氣哩，會大量滋生蒼蠅、蟑螂和惡臭。離加護病房幾呎遠的地方，有豬群和水牛在吃草，鎮民在生火燒飯，而加護病房卻必須要開著門，讓微風吹進來。在雨季，氾濫的雨水直逼近醫院大門。加護病房與其他病房中間只隔著唯一且生鏽的氧氣槽。隨著夜晚的來臨，蜻蜓也飛進病房，這是這家醫院經常有的情況。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是：對這個星球上的大部份人來說──以及對大多數的非洲人──如果夠幸運的話，這裡就是他們病得很嚴重時會來的地方。全地球有百分之三十的居民完全得不到保健資源；百分之五十的居民沒有廁所可用。
p.577
由於歷史的緣故，美國人傾向於以樂觀態度看待鮮少有快樂結局的地方。但是陳腐的事實是，經濟和社會發展一般都是殘酷、痛苦、暴力，及不均的──而人類目前的更大發展在以前從未有過。
身為物種之一，我們可以想像公正和和諧。但是鑒於歷史的證據，在加上自十九世紀起人口四倍成長的潛力，以及從土茅屋伸出的觸角，容許窮人了解富人的生活；對眾多的人類而言，公正與和諧談何容易呢？逃離這個世界是一件愚蠢的事──我們在每一場世界大戰前都試過。如愛滋病所顯示的，非洲的氣候和貧窮引起在最富裕郊區所傳染的疾病。我們就是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就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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