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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

作者:劉紹華

Isbn:978-986-6525674

出版: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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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歷經十年、長達二十個月的田野調查
  一位年輕女性人類學者,勇敢跨入海洛因與愛滋病蔓延的偏遠山區
  紀錄涼山諾蘇族兄弟在現代化浪潮中,輝煌又慘烈的青春探險
  見證了現代與傳統、全球與在地、生命與死亡的交織辯證

  在開卷獎年度好書《柬埔寨旅人》的自序中,劉紹華留下一段文字:「二○○○年,我對所謂第三世界國際發展的疑問大到無法以我當時既有的知識解套,決定繼續我的人類學夢想,並期待圓夢的同時我的困惑能得到解答。」這是她離開金邊高等研究院人類學愛滋病研究計畫實習工作時的深切自我期許。如今呈現眼前的《我的涼山兄弟》,正是她十年鑄一劍的心血結晶,也是身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具體實踐。

  本書以現代性與全球化為時代背景和理論視野,將海洛因與愛滋比喻為諾蘇男性的流動成年禮。奠基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療人類學的完整紮實訓練,歷經十年、長達二十個月的深入在地田野調查,作者生動鮮活地呈現出諾蘇流動青年與吸毒者的生命經驗,將之與中國在過去一世紀的鉅變中所經歷的多元現代性、社會韌性,以及個人生命憧憬交織在一起,並從中揭露少數民族文化的延續與斷裂。

  這部兼具民族誌知性與報導文學感性的動人作品,銘誌了一個可能即將灰飛煙滅的時代紀錄。在涼山徹底隱沒於現代性洪流之前,惟願諾蘇兄弟的生命能廣被認識,這是作者書寫始終如一的初衷。

  本書英文版榮獲第一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我通常如果看了有興趣的書,就會去查查網路上的書評。這本書很特別的是,他的書評都寫得好棒唷!有情有理有論據有長度,讓我這種說三句話就開始哼哼哈哈的語言障礙者要情何以堪?(倒地)

這本書也確實值得人們如此認真推薦,這本書處處可見作者的用心,小從她訪問的人們的個人生命歷程,大到全球化、資本主義對利姆人的影響,都有多面向的觀點提供人們多方思考。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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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

 

  的確,二零零五年我住在利姆那一整年,跟當地年輕男人聊天時,常發現他們會拿坐牢期間作為時間標記。有時,三、四十歲的男人跟我提起他們十幾、二十歲時的荒唐歲月與苦勞經驗時,我甚至可以嗅到他們講述故事時的某種懷舊之情。他們的故事與回憶表情讓我瞬間明白,在貧瘠的利姆,迫使年輕人前仆後繼勇闖外地冒險的驅力究竟是什麼。這群男子不過是想去探索一個更大的世界!因為有了這層理解,我才得以用一個嶄新的視角,來看待鉅變時代中利姆的毒品和愛滋問題。

 

p.26

 

  以下我將透過國家、社會與個人等三面向,分析過去一世紀來在中國現代性驅力下,諾蘇所經歷的鉅變。簡言之,一個簡單的因果關連便是:由國家引發的變動定會為社會和個人帶來影響,而這些變化也可能反彈回去影響國家。在國家的層次方面,兩個在政治光譜上處於極端的現代性計畫,亦即社會主義現代化採行的中央計劃經濟,以及資本主義現代化中強調市場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讓諾蘇社會自被迫進行新制度之始便陷於一連串的混亂之中。國家現代性論述的劇烈轉變,使得處於後社會主義轉型期中的國家代理人,在面對公共議題時,顯得口是心非。在社會層次上,現代化意指中國政府透過一連串的計畫,改變或打擊傳統諾蘇社會慣習。國家現代化的企圖已將諾蘇社會牢牢擄獲,無法繼續置身於國家和全球化的力量之外。最後,在個人層次方面,現代性改變了個人的渴望、抱負,也提供比起以往更大的流動和選擇自由。誠然,這些都需要付出代價。

 

p.30

 

  「毒品並非問題的根源……毒品只是反映出更深層的結構矛盾所形成的現象。」(Bourgois 2003,319

 

p.36

 

  晚近現代性時期中,往往由社會個體憑個人感知,獨自應對所有的機會或風險,而不是由家庭或社群來做集體決定。攸關「自由」和「不確定性」的個體化或個人主義,實則已成為當代人們的共同經驗。中國市場改革之後新興的個人意識,尤其表現在消費主義、性慾和個人認同等方面,這些新興現象在過去集體主義時期都是極為壓抑的生活面向,近年來已成為學術研究焦點。

 

p.195

 

  四兄弟的故事道出了多數利姆年輕男子的共同經驗,他們在為自己創造生命的意義,渴望之強即便親族也無法約束控制。他們嘗試體驗新鮮有趣的生活,並在探索過程中改變了個人認同,以及和諾蘇傳統制度與慣習的關係。這些活動構成一種生命蛻變的進程,是世界各地許多人在年輕歲月中都曾經歷的。對自由自在生活的嚮往,是發自內心深處對個體性的探索渴望,眼前的桎梏愈多,離開涼山到外在世界體驗生活的夢想也愈大。四兄弟和利姆其他的年輕男子一樣,勇於跨出青春動感的試探步伐。

 

p.321-322

 

  研究指出,在進行愛滋的社會介入時,至少要考量四個層面的社會因素,包括:超結構面(如國家與全球經濟)、結構面(如法律及國內政策)、環境面(如切身的生活處境與資源),以及個人面(如性別、年齡、教育等個人社經特徵)。不同層面的研究與介入對於整體的防治成效都至關重要,其中個人及環境面的因素,更是所有在地實作欲產生正面效果的基本關鍵。

  立足當地是介入行動成功的必要因素,這涉及具備充份的文化識能與健全的社會關係。當國家提供的支持變成口惠而實不至時,地方文化與實作就是當地居民僅存的依靠。就像我們在利姆的案例中看到的,當地生活一直受到外力左右,面對各式生命苦難與接連逼近的挑戰,利姆人的耐性和韌性令人讚嘆,他們源源不絕的社會力也一再令我驚豔。當地人似乎具備一種內在力量,使他們得以與悲苦共生,謙卑但堅定地繼續前行過日子。利姆的地方特色,長久以來一直受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理念的抑制,卻在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重現,並展現新意。如果國家能改變處理地方危機時的實作謬誤,並提供適當誘因,我相信利姆的社會能量有可能再起,投入社會自助的行動之中。

  任何神智清醒的人都不會樂見利姆所經歷的時代陣痛重演,不論是貿然躍入全球現代性後的錯愕經歷,還是囫圇拼湊的防治工作帶來的惡果。如果中國政府不思改變現狀、加強地方治理的正當性,那麼利姆及中國其他地區的邊緣人群,仍將在持續升溫的改革時代中陷於混沌困境。如果國家不能在發展過程中扮演積極正面的角色,未來可能將應驗共產主義祖師馬克思對於現代性經驗的預言,一如Berman(1982)的經典書名所示:「一切具體實物都煙消雲散。」

 

p.333-334

 

  不管動機如何,現金都成為關鍵。不過幾年前,利姆家家戶戶蓋房子、插秧、收割都採行「換工」形式,今天大夥一起幫忙這家,明天輪到那家,彼此互助。如今社會關係的基準已非當年的道德經濟概念,而是以錢為軸。社會結構的改變加上市場化的影響,如今,利姆的換工制度已漸走入歷史。鄉內缺乏年輕人,自然沒有人手換工。更高山上的年輕人下到盆地區來找機會,利姆的老人靠著年輕人在外打工掙得的錢來買工,或者乾脆把土地讓給外人承包,以換取現金度日。雖然利姆的樣貌仍是個道地的農村,但沒有現金即難以度日的窘況已成生活現實。

  五十年前的台灣,二十年前的中國大部份漢區,都曾經歷過這樣的轉型。生計型態鉅變,整個人際關係也在改變。只是,不禁令我困惑憂慮的是,從讓農民脫胎換骨的工業革命開始,英國花了近兩百年的時間才走到落日貴族的現況,日本也花了一百五十年才走到如今的偏安死胡同,台灣花了五、六十年便走到一個隱疾叢生的表面榮景,中國卻只花了二、三十年即產生另人咋舌的正負兩極市場效應。我在田野現場所體會到的歷史感短暫但濃烈,迫切的呼嘯刻劃出另人喘不過氣的問題:諾蘇人的涼山還有多少時間可以追趕得上一個稍見公平的現代性未來?或者,很快就會步入其他地區早已墜落的陷阱之中?從個別諾蘇人的角度來看,一定有人在此潮流中順勢而起,步入現代化的滿意人生。但若就整體族群及其文化而言,諾蘇有可能成為贏家嗎?

  在歷史的洪流中,邊緣的獨特性從不討好,這是世上眾多弱勢族群逐步被捲入現代性漩渦中的殊途同歸。他們進入主流之時,也是他們愈加邊緣化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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