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民國房地產戰爭
作者：李開周
Isbn:978-957-13-7400-0
出版：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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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郊區的房價比市中心高，地下室的房租比樓上還貴
你知道的房市鐵則，在民國初年統統不管用！
以下三種房子千萬不要買：
▲市中心的房子：扔炸彈最愛
▲燈火通明的地段：半夜空襲首選
▲有電梯的公寓：炸起來方便、效果特好
這一次，善於挖掘史料的李開周將帶領我們回到民國初年，一窺戰爭年代的「房事」全貌。
那時候的人為何寧可租屋也不買房？買房子前為什麼得先在報上刊登廣告？建商蓋了房子竟然只租不賣？風度翩翩的徐志摩居然當起房屋仲介……
不論是房價或房租，或是當時的建商與住戶心理，除了生動描述近代著名作家魯迅、丁玲、冰心、巴金、郭沫若、梁實秋等人解決住屋問題的艱難歷程，也解密當年的炒房團、投資客與房奴，亦談及那時各種誇張的強制拆遷、低價徵地，剖析歷次內戰和抗日戰爭對於民國初年各大城市房市的深遠影響。
我自己覺得啦，網路上（↑就是我上面放的那段）的簡介有點兒無聊，但其實這本書的口吻很活碰亂跳，很像名嘴講故事給你聽，是有自己的口吻和風格的XDDD
而書後面的落落長的注釋則顯現了作者重視史料的用心，偶爾穿插魯迅、冰心這些知名文人的租屋購屋小故事，則讓文章出現了八卦風格的趣味。
說到魯迅，我讀這本書最大的震撼居然不是戰爭期間租屋有多貴、也不是地下室居然最熱門大家搶著租，而是原來魯迅他是個有錢人呀！！！！（啊啊啊啊啊）好吧我這樣說大家會誤會，魯迅他並不是像郭台銘那樣有錢，而是以現在的標準來說，一般上班族月薪三、四萬，他月薪則約十多萬這樣。但因為我以前對魯迅作品的印象是個關心底層人民的作家，所以我非常隨便的認定了他是個苦哈哈的作家…………真是個曝露了自己讀書少和見識狹隘的時刻（跪）這反省之心也是這本書給我的最大收穫吧。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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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1
過去有句老話：「小亂居城，大亂居鄉。」意思是小股土匪騷擾地方的時候，最好搬到城裡住，因為城裡有軍隊，有警察，土匪不敢搗蛋；打大仗的時候最好搬到鄉下住，因為城裡有錢人多，漂亮女人多，機關也多，是財富和政權的象徵，是「兵家必爭之地」，而農村窮得叮噹響，「兵家」們不屑於去爭，住在農村最多被拉壯丁，比城裡安全。所以在和平年月，城市是優於農村的，有錢的農村人為了換一個相對良好的環境，紛紛在城裡買房定居；一旦爆發戰爭，城裡反不如農村安全，城裡人為了保住妻女、錢財和自己的小命，不得不向農村逃難。像這種反反覆復如同拉鋸的城鄉之間的遷徙，曾經在古代中國和近代中國一再上演。
p.68-69
站在西方人的角度看歷史，目前人類總共經歷過三次大規模的房荒，第一次房荒發生於十九世紀中期，原因是工業化大生產導致人口朝城市快速集中，英、法、德、美等國普遍面臨城市住房短缺和居住環境惡化的問題。在缺乏監管的情況下，城市地主密集開發極其簡陋的住宅，仍然供不應求，截至一九一四年為止，英國城市中的租房者竟然占了全城居民的九○％。
第二次房荒發生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根本原因就是剛才說的戰爭。一九五八年三月，女作家冰心訪問歐洲，「在英國倫敦的東部，可以看到頹廢荒涼的街道、倒塌嚴閉的民居，和蕭條冷落的商店。」街頭雖然也有新蓋好的住宅大樓，但「那都是吃瓦片的資本家所興建的，房租很貴，一般勞動人民住不起」，政府興建的平價住宅數量極少，「非有內線，難以遷入」，「和人民的要求相差太遠」。當時距二戰結束已經十多年，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傷痕宛然尚存」，戰爭破壞之大，損毀房屋之多，從冰心筆下可以想見。
冰心認為，歐洲城市的住房問題給了她「極深刻的啟發和教育」，讓她覺得「資本主義制度一天天在衰落腐爛」，更引起她「對帝國主義者和資本家的憎恨，和對那些國家裡痛苦的人民的同情」。我覺得，冰心看到的現象是真實的，也是嚴峻的，但得出的結論未必可靠。如前所述，住房短缺是戰後的普遍現象，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房荒，社會主義國家同樣未能倖免，冰心的板子其實應該打到戰爭的屁股上才對。
第三次房荒則發生在二十世紀七○年代以後，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原因是人口過快增長和城市化進程加快―印度和中國是其中典型。對中國社會有了解的朋友應該有印象，就在不遠的三十年前，中國除了極少數特權家庭，廣大城市居民還擠在職員宿舍、住筒子樓，為了分一間小公寓，跟在官員屁股後面磕頭作揖磨上很多年。
p.80
假如買房子時遠離水廠、車站、學校、機關等公共建築，是不是就萬事大吉了呢？也不是。第一，市中心的房子不能買，因為市中心人多，變態的日本軍專揀人多的地方扔炸彈；第二，晚上燈火通明的地段不能買，因為日本空軍經常挑夜裡發動空襲，哪兒有亮光它就奔哪兒去。後來大家摸熟了日軍的習慣，尚未淪陷的城市統統施行燈火管制，過了晚上八、九點鐘，一概不准亮燈，正因為這個緣故，抗戰期間什麼都漲價，就是煤油和煤油燈沒漲。第三，高樓層的、有電梯的公寓不能買，因為目標明顯，炸起來方便。非要買的話，也別買最上面那三層，最好買一樓和地下室──日軍炸彈的威力從上而下貫穿房頂可直透三層，所以上面三層都不安全，愈往下愈安全。
日軍轟炸時日一久，再固執的置產者也會清醒過來，原先認定市中心比較優越、繁華地段比較優越、高層公寓比較優越、學校車站醫院商場附近比較優越的人，只要僥倖沒被炸死，都改了主意。到了後來，城郊的房價一般比市區高，地下室的房租一般比地上樓層的公寓貴，往常沒人過問的房子，居然成了最佳避難所。這是抗戰時期房地產界的一大奇觀。
p.100
常識是這樣的：政府不應該為了降低自身的統治成本而存在，而應為了降低國民的生存成本而存在，倘若做不到這一點，就不是一個合格的政府。
常識也是這樣的：從長遠來看，任何強制拆遷和低價征地都在無形中增加著統治成本，因為喪失了公平感和安全感的國民是最難統治的一群。當年汪偽政權和偽滿洲國的統治之所以如此短命，並不是因為炎黃子孫不願充當亡國奴，而是實在忍受不了那種極端變態的剝削方式。
p.138-139
鄭伯昭把賣菸賺的錢投入上海公共租界附近的四川北路，開發了一個名叫「宜樂里」的社區，然後就把房子出租（蓋了房子只租不賣是民國初年建商的一大特色）。且說鄭伯昭收了一段時間房租，發覺自己的開發方式不夠科學———房子都蓋成了石庫門樣式，每幢都是兩、三層樓帶小院子，臨街還沒有開發商鋪，跟高層公寓比起來，太浪費土地了。所以他想把房客攆出去，拆了重建，臨街部分則用高價賣給迫切需要擴展地盤的公共租界工部局。
在宜樂里租房的房客大多簽了長期合約，租期沒到房東就攆人，這是毀約，得給大夥一些安置費或者搬家費，多交的租金也得退還才行。鄭伯昭是鐵公雞，不但沒給房客補償，也不退租金。房客當然不同意，拒絕撤離，三兩下就槓上了。房客們人多，鄭伯昭錢多，他買通上海駐軍的軍閥何豐林，又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行賄，領了拆遷許可證，帶人去宜樂里拆房。房客集體阻攔，跟拆房的工人打了起來，租界當局趁機派出巡捕，荷槍實彈驅趕房客。房客再次反抗，巡捕悍然開槍，結果一個房客被打穿了腦袋，另一個房客被打成殘廢，其餘房客被迫搬走。
在這次強拆事件中，租界當局表現得很無恥。無恥之一，宜樂里位於華界，輪不到工部局管，它卻越權派出巡捕。無恥之二，為了逼房客搬遷，竟然開槍殺人，完全不顧人性和法律。無恥之三，殺人之後又動用宣傳機器《字林西報》誣衊釘子戶，說他們的反抗舉動是「暴動」，是被「無知煽惑者之不負責任的宣
傳運動所造成」。最最無恥的是，堂堂工部局還採用黑社會手段，派四、五個人把「宜樂里房客聯合會」會長、滬北公學的校長馮明權騙出校門，然後綁架到巡捕房，然後又在報紙上造謠，說該會長其實是個詐騙犯，大家不要上他的當。
本來租界當局是以文明和民主自居的，但竟然也暴力逼遷，也造謠誣衊，也用黑社會手段，說明無恥是不分種族和國籍。我有個不一定正確的結論：只要法律無法真正實施，人權不被真正重視，任何地區的任何機構都敢於無恥。
順便說一下，現在很有名的「上海群眾影劇院」就是鄭伯昭拆掉宜樂里社區候蓋的（當年叫「廣東大戲院」）。我沒進去過，不知道有沒有留下強拆遺址。不過強拆這種事留不留遺址都無所謂，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天天都有人製造強拆遺址。
p.171
正因為那時的人對於買房子並不積極，他們自然也不會為了想買房子而攅錢，當時的房價雖然很低，一般消費者帳面上的存款數字更低。魯迅就是個很典型的例子，他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當官，月薪高達三百塊大洋，同時還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兼任講師，也替報紙寫專欄，為出版社翻譯書稿，各項收入加起來，每個月平均應該有五百塊大洋以上，不吃不喝、不亂花錢的話，用不了一年就能把西直門八道灣那座四合院買下來。可是在一九一九年之前，魯迅從來沒想過買房子，他領到薪水後先寄一百塊大洋回紹興老家，然後就去逛琉璃廠，買古書、買碑帖，隔兩、三天就逛一回，每回都要花幾塊大洋乃至幾十塊大洋。他在教育部裡同事多，在大學裡朋友也多，遇上紅白喜事要共同出錢，他出手大方，別人出五角（銀元），他出一塊；別人拿一塊，他拿兩塊，這筆開銷雖然不大，湊在一起也很嚇人。還有，北洋時期天災人禍不斷，公家單位的上班族時不時需要掏腰包捐款，有時候部捐都不行，提前從工資裡被扣掉，故此魯迅每個月都有一筆錢花在捐款上。所以收入雖高，還是擋不住開銷大，等到要買房子時，手頭存款竟然只有幾百塊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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