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想想20世紀
作者：東尼．賈德, 提摩希．史奈德（Tony Judt , Timothy Snyder）
譯者：非爾
ISBN：9789869800617
出版：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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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了解一個人的思想，最好的方法是與他對話。
本書是一個晚輩歷史學家向前輩歷史學家求教的過程，前者是2013年漢娜．鄂蘭獎得主提摩希．史奈德，後者是《戰後歐洲六十年》作者東尼．賈德。在賈德最後的人生一哩路上，史奈德為我們拾起了光彩耀目的思想珍珠。
這本書集歷史、傳記和倫理學論文三重性質於一身。
首先是一部歐洲和美國的現代政治思想史。主題放在權力與正義，以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舉凡懷抱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等各式思想的知識分子心目中所理解的這兩個概念為綱要。
同時也是歷史學者曁散文名家東尼．賈德的思想傳記，他在二十世紀中葉生於倫敦，二次大戰與浩劫大屠殺後世人驚魂甫定之際，正值共產黨人在東歐鞏固起他們的權力。
最後，這本書也是對政治思想有其局限（但也具備重生的能力）乃至於知識分子在政治領域中道德失敗（但仍肩負起相當責任）的一番凝神注視。
我在看之前以為這本是以歷史為主軸，又或者以作者的幾個主要觀點為主軸，呈現出20世紀史料的書。看了後發現這些內容也有，但更偏重在傳記的部分，內容的陳述是由東尼．賈德的故事鋪陳，先講個人生命歷程，然後是那個時代的大事件、對賈德影響甚深的人物作品、及其評論。
這本書對我來說不是那麼容易，作者提到的很多人名、事件我要不是聽過但不熟就是全然陌生，加上書很厚、內容涉及的年代廣，看這本書就像看兩位教授幫我們上了一個學期的課，然後你得到長長一串書單和作業（長到彷彿永遠讀不完），但你還是很高興你上了這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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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1
史：我有點驚訝你把卡夫卡解讀成狼狽地反覆遊移於幾種不同的身分之間－－猶太，捷克，德國。如果把他書中人物的處境詮釋為一個人在面對國家時所感到的絕對恐怖，似乎也是一個合理的見解。國家本來只是天高皇帝遠的保護者，居然就侵門踏戶到如此危險的地步，化身成為壓迫的來源，時時在一旁監視、評估和審判。
p.56-57
史：講到這裡或許是介紹一下漢娜‧鄂蘭的好時機，她很早之前就把浩劫大屠殺視為跟每一個人都有關，而不只是施暴者和受害者的問題，她這個看法影響了很多人。雖然她自己既是德國人也是猶太人，但她提出了三點看法，呼籲世人不應該把浩劫大屠殺侷限在德國人和猶太人之間。首先，她說最好是把納粹的政策放在比較廣泛的「極權主義」這個類別下才更容易清楚理解，而極權主義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是大眾社會的產物。其次，大眾社會轉而反映出「民眾」與「菁英」之間的病態互動，是一種她稱之為現代性的獨特窘境。接著鄂蘭繼續斷言，現代社會的另外一個特徵是責任分散所造成的相互矛盾：官僚機制沖淡以及混淆了個體的道德責任，令人視而不見，於是就產生了艾希曼，並由於有艾希曼這樣的人而產生了奧許維茲。第三點，鄂蘭主張卡爾‧雅斯培稱之為「不明說的形上內疚」必須要成為任何一個新德意志共和國的基礎，這點的出處我相信是在一九四六年她寫給雅斯培的一封信裡。透過這種方式，鄂蘭可以說，甚至於在有關浩劫大屠殺的歷史性對話展開之前就把它結束掉了。
（中略）
賈：在一件事情上她是絕對正確的。譬如，你想想看那個引人爭議的詞語：「邪惡的平庸性」。鄂蘭的措辭反映出一種韋伯式的對現代社會的精準掌握：在各個國家都由官僚體系所支配的世界上，這個官僚體系本身再被一層一層細分到很小的單位：到了那個底層，決定和選擇就是由，可以這麼說，一個一個缺乏積極主動的個人來執行。在這樣一種制度環境之下，沒有行動就變成了行動；缺乏主動的選擇就取代了選擇本身，以此類推。
p.62
賈：真正重要的是我們要盡可能地理解把事情做錯的風險，而不是過度狂熱地獻身於把事情做對的使命。
p.124
賈：你甚至於也不用對未來抱持什麼信心。問題在於，究竟原則上你是同意所有付出都容許留待未來再予以清償，還是你相信應該即時就得到回報。
考慮到所謂「結果」的問題，還可以從這上面進一步區分兩種態度：一種是考慮到自己也考慮到他人，本著未來可能的結果小心計算利弊得失；另一種則是自顧自地算計，毫不在意地把自己造成的結果強加於他人。我願意為了一個未知但有可能會更好地將來而忍受眼前地現在是一回事，以這同樣無法驗證的假設為名去造成他人受苦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這一點，在我看來，正視這個世紀裡知識階層的罪孽所在：以他人的命運為賭注擅做裁定，名義上是因為你預見了他們的未來，對這個未來你也許沒有任何投入也不會損失，但你卻宣稱只有你最知道到時候會出現什麼結果。
p.161
賈：再過幾年，以色列就會把大屠殺的意義與耐用性給貶損、削弱而致最終摧毀，使之淪為許多人都已經在說的：以色列諸多惡行的藉口。
p.240
史：不只是有許多人儘管在蘇聯受到迫害之後也還信仰這個制度，一般而言，那些受到懲罰的人還相當有把握這其中肯定是出了什麼錯誤。而如果這就是你的想法，那只可能是因為你認為這個制度本身基本上是正確的。你是某回司法誤判的受害者，反觀你的獄友則確實都是罪犯。你認為自己的個案屬於例外，而且似乎不應該歸咎在這個共同的制度上。
p.242
賈：我認為這一點至關重要。那些有把二十世紀想懂的人，不管是在事先預料－－例如卡夫卡－－或者是作為同時代的觀察者，都必須有能力想像一個沒有先例的世界。他們必須要假定，這個前所未有而且表面上荒謬絕倫的情況，實際上就是現實，而不是像其他每一個人所認為的那樣，覺得怪誕無法想像。要能夠這樣來思考二十世紀，對當時的人來說極其困難。出於同樣的原因，許多人都自我安慰說，不可能會發生大屠殺，因為那麼做根本毫無道理。不只是對猶太人來說毫無道理：那個部分顯而易見。而是對德國人來說也毫無道理。既然他們想要打贏戰爭，明擺著納粹就應該剝削利用猶太人，而不是花那麼大的代價來把他們殺害。
把一種極其理性的道德與政治計算應用在人類行為上，對成長於十九世紀的人來說自不待言，只不過到了二十世紀，這樣的想法就不管用了。
p.244
賈：所謂「正確」的決定就是要避免掉最糟糕的錯誤。任何決定－－包括任何正確的決定－－都涉及放棄某些其他選項：剝奪了你去做某些事情的力量，這些事情當中也許有一些是本來值得做的。簡單地說，我們所做的選擇就算是對的，但潛在地會涉及到排斥其他也不容否認可能有其優點地選擇。在真實的政治圈中，就像在生活中大部分其他領域，所有值得做的決定都牽涉到真正的獲得與損失。
p.285
賈：簡單地說，西方優越之處在於其政府、法律、協商、監管與教育共同形成的規制。這些規制一起運作起來，假以時日，形成了社會與國家之間不必明說的契約協定。社會容許國家一定程度的干預，只要這種干預受限於法律與習俗的約束；國家，相對地，允許社會保有大量的自主權，只要這種自主權以尊重國家體制為其限度。
p.327
賈：對一個開放社會來說，熟知這個社會的過去極為重要。二十世紀那些封閉的社會，無論左翼還是右翼，共同的一個特徵就是都會操縱歷史。扭曲過去來行騙是最古老形式的知識控制：如果你有力量對先前發生的事情愛怎麼詮釋就怎麼詮釋（或者乾脆就撒下滿天大謊），那現在與未來就完全由你支配了。所以，確保一般公民具有歷史知識，純粹是民主運作的深謀遠慮。
p.350
賈：一個人先前就接受了某種比較大型的政治真理或敘事真理的人，能不能憑著貼近一些比較小的真理或者「真實不虛」這個特質，來彌補他作為知識分子或身為一個人的良心不安？這是我對二十世紀所提出的一個問題，然而或許也是對我自己所提出的一個問題。在我以一個政治知識分子的自我開始寫作的同時，我也始終都在嘗試要回答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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