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成為一個新人：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
作者：張子午
Isbn:9789869681711
出版社：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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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當我們討論精神疾病，我們討論的是什麼？
「光是疾病名稱，就分成數種表現不同的類型：憂鬱症、躁鬱症（後更名為雙極性情感疾患）、精神分裂症（後更名為思覺失調症），而這些只是目前的精神醫療主要依據——《精神疾病診斷暨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不斷擴張的上百種症狀中，較為人所知的一小部分。
從最聰慧敏感的心靈到最兇殘冷血的暴行，這個疾病可以是藝術的繆思，也可以是對社會的詛咒，擺盪在兩種極端中間，則是每日平凡生活中不足為外人道的受苦經驗，社會大眾則各自從不同的認知及想像投射出充滿歧異的概念。
站在不同位置，會有相異甚至矛盾的答案。」——〈成為一個新人——與精神疾病共存的人生〉
我們與精神疾病，究竟有多少距離？
還是，正因為刻意與之保持距離，才醞釀成衝突？
解決之道，唯有看見，唯有理解，唯有與之零距離的「共存」。
精神疾病患者，在這個以所謂「正常人」為中心的社會裡，一直處於沉默而邊緣的位置。他們與一般人的外表無異，卻可能有著令人無法理解的言行舉止，因此而導致重重誤解與污名，強化了其無能為自我發聲的沉默處境。然而近幾年，陸續發生好幾樁以精神疾病患者為中心的重大社會案件，吸引了人們的注意。這些案件雖然可能加深過去的污名與刻板印象，攪動人們的恐懼，但是卻也是契機，促使部分人開始關注相關議題，試圖理解。
《成為一個新人》這本書，是二○一六年起，報導者記者張子午所深入追蹤的精神疾病相關議題與種種事件。從精神病患者個人自述，以及醫師、親友、社工的聲音，到社會案件的發生與精神鑑定、法院、收容機構的情形等等，這一系列深度報導，揭露出現今社會裡，精神疾病患者主體發聲的艱難，與談論精神疾病所會面臨的困境。
精神疾病與「我們」的距離，並沒有想像中遙遠。面對精神疾病時，我們若以所謂「正常人」自居，劃下我群與他者的界線，從而冷漠、切割、拒絕理解，其實無形間就是在助長污名，加劇壓力，反倒讓種種衝突更容易發生。同時，當患者歷經搏鬥，終於能與精神疾病和平共處，「成為一個新人」，我們的社會也必須做好相應的反省與準備，來迎接他們的回歸。讓一切從理解開始。
首先，這本書是作者把報導者的文章集結成書，所以風格就非常報導者。
一開始讀我覺得有點乾（不渲染情緒、放上文獻和數據的文章，很真實，但相對沒那麼誘人），但讀著讀著居然慢慢被作者鋪陳開的視角給打動了，試著來回去看個體與制度的艱難，好像能多體會一點點，生命的課題以及其可能性。
其實我讀得過程中反而出現更多疑惑。
但這本書讓我想給自己多一點空間，說，呈現事實不代表就能得到答案，但卻是向選擇傾聽不同觀點再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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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
精神疾病在「正常」社會中長期以來是一種可疑的存在，總是不停被「代言」。然而當主體現身，我們真的已經準備好要傾聽那發自內在的騷動與呼求了嗎？正常／異常的界線，又是由誰來定義的？
主體的幽微聲音，讓我們能將微觀的個人生命經驗，重新放置在巨觀的社會脈絡中，藉此明白疾病的意義。
p.95
精神藥物的功能，只是提供重建「可欲的」生活的生理基礎，但終究無法回答：什麼是有意義的生活。這其實有點像哲學問題，一般人都不一定答得出來，但一個精神病人比一般人更需要瞭解生活的意義是什麼。
p.165
如此反覆在精神醫療體系中進出，被稱為「旋轉門效應」。就像在邱新麟訪視前欲吞藥的那位個案，住院時一度穩定，出院後隨即因為各種外在因素，短期內多次仰藥，「她說只要住院就什麼事都不用想、不用煩惱，回家就覺得煩，也沒有辦法明確說出具體原因。她不是真的要自殺，只是想求得平靜，暫時用藥物忘卻生活的壓力跟煩惱。工作五年多來，看到許多一直重複在急性病房與社區中病情不穩定的個案，總讓我們反思現行精神醫療思維與協助的方式，是不是對病人及家屬的受苦處境缺乏更豐富的認識，而沒有辦法去想像一個更貼切、符合他們需求的操作方案？」邱新麟說。
p.210
「有時在反思，奇怪，我是在做錯的事情嗎？明明在做一件好事，為甚麼都要搞到這種地步，為什麼都要偷偷摸摸怕被居民知道而反對，等自然而然被發現，沒發生什麼事，才被動接納。根源在於，我們的環境打從心裡是排斥這些人的。從教育到社福，這事件是整個社會的失敗。」
p.217
小潔的用藥史，幾乎是安康社區眾多青少年的縮影：一種成長儀式，隨手可得的慰藉。玩藥，是生活中少數開心沒煩惱的片刻，忘記所有嚴酷現實。
p.223
事實上，政府在近三十年前就開始檢討平宅的諸多問題，並規劃改建事宜。一九九一年，臺北市社會局委託前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教授夏鑄九進行先期規劃，可說是首次全面針對平宅政策形成過程與現實狀況的完整報告。
這份報告中， 除了凸顯出興建平宅的歷史背景，只學到美國老大哥「消滅貧窮」的口號，卻忽略其落實到《經濟機會法案》（Economic Opportunity Act）為人民創造公平發展的機會，更以批判性角度，指出此一社會福利並非來自貧民實際的需求，而是一九七零年代一連串外交挫敗（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與國際能源危機之後，以內政安撫民心，維持國家正當性的手段；與當時最重要的十大建設，都以最明顯可見的「空間形式」展現出來，以利宣傳，「根本上是一種父權的心態，隱藏著社會控制的意涵。貧民被視為一種特殊的族群，只要施以小惠（擁擠的小房間，菲薄的救濟金及代賑工作），就代表政府之德澤。」
《臺北市平價住宅改建先期規劃案》則寫道：「平宅並未增加住宅的供給量，它只是經由極低的貧窮線界定出少數亟須照顧的貧民，給予一正式化、可管理的貧民窟而已。除了壯觀的安康社區可作為市政展覽外，它並未解決任何問題。殘障、貧病、老弱的問題依舊存在，相關的福利服務也不足以幫助貧民脫離貧窮。更甚者，平宅『暫時安置』的管理辦法顯得為德不卒，未能給予居民長期居住的保障。」
p.271-272
二○一六年中炎熱的夏天午後，熾烈陽光底下睜不開眼的白花花街道，走過王景玉幾個月前犯下震驚社會案件的小學圍牆，對面即是他與父母居住多年由眷村改建的老公寓，我踏進小燈泡媽媽的家，或許可說是這系列報導的起點。
出於單純的好奇，想理解是什麼樣的力量，讓這位母親在遭逢如此悲劇後，仍能保持清明的思緒，儘管受到許多鄉民的嘲諷漫罵也不改其志，另外也是工作上本能的競爭意識，讓我在輾轉獲得聯絡方式後，持續月餘來回溝通等待，把握這個少有的獨家專訪機會。
那天下午的訪談裡，她從來不曾提及兇手的精神疾病──而這恰恰是當時大眾急於賦予這難以想像慘事的解釋，甚至直到目前仍是已持續三年仍未完結的法院審理過程中的焦點。
小燈泡媽媽對於手刃愛女，令全國人民憤怒、驚恐不已的兇手，竟希望當作一個「人」來看待，乃至意欲理解其成長背景，某種程度上喚起我注視「他者」的契機。
這位母親的反應，並不是傳統中的堅強、勇敢、寬恕等等形容可以解釋的，而飽含著一種更深邃的「開放性」。那是踏入異世界的人類學家，普遍需具備對於文化相對性的基本意識，但在由既定法律、道德、教育、經濟等架構出來的社會中，難以成為主流價值觀，或許在多年以前的跨國旅行中，這種不帶既定價值判斷觀看世界的方式，已潛藏在我的內心深處。
這種開放性不僅涵納了相異於自身的經驗，更迫使我們思考一個簡單卻艱難的問題：今日的他者，可能就是我，只是一些交錯的時空，走向相異的道路。
隨意列舉幾個近年隨機殺人兇手的人格特質：社交障礙，求學過程不甚順遂，時常懷疑別人對自己不利，沉浸在遙遠時空的幻想裡⋯⋯，赫然發現也是如今已近中年的我，存在身上難以改變、偶爾困擾、試圖遺忘的習慣模式。就如同各類精神疾病的診斷，從過去被污名掩蓋到如今越來越常成為當代人指認、挪用來形容自身狀態的語彙。
我知道我們的距離並不遙遠。
p.276
從「自修」的過程中，慢慢得出一個暫時性的結論，台灣作為精神醫療的「後進國」，從一片荒蕪到快速發展建置為亞太區排名第三（註：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二○一六年所公布的亞太區《精神健康融入指數》排行），我們追趕的一直是醫療上的「不足」，西方國家「過盛」後的反思因而從未能在這片土壤生長。
從美國社會學家高夫曼掀起對於精神病院的批判大旗，到英國精神病學家連恩（R.D. Liang）解構精神分裂是一種存在經驗，乃至義大利左派精神科醫師巴薩格利亞（Franco Basaglia）將「解放」的精神推至政治上的極限，透過立法關閉全國的精神病院⋯⋯歐美上世紀六○年代隨著反文化浪潮的「反精神醫學運動」正風起雲湧時，台灣仍在白色恐怖的噤聲狀態，在凡常人的生活都遭到監控壓抑的狀態下，人們沒有餘裕思考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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