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在人民之間：業餘史家、獨立導演、維權律師與部落客，從草根崛起的力量，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與行動(Minjian: The Rise of China’s Grassroots Intellectuals)
作者：魏簡(Sebastian Veg)
譯者：曾金燕, 徐曦白
ISBN：9789570859683
出版：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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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受挫，一九九二年經濟改革重啟之後，一種新型態的草根知識分子挺身而出。有別於退縮於傳統領域的文人，他們積極與弱勢和邊緣群體合作；有別於八〇年代高聲疾呼民主與現代性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強烈反對菁英修辭。他們宣告思想與行動的獨立性，並身為「民間」而自豪——非官方、無編制、在人民之間。
本書刻畫了一群深刻改變中國公共文化的草根思想－行動者，包括質疑官方說法的業餘史家、讓人民說話的獨立導演，以及分享實用知識的維權律師與NGO工作者等。他們開拓學術界與政府機構之外的新興公共領域，並聚焦於具體而嚴峻的現實問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受難者、無法受教育的農民工子女，以及沒有居住許可證的上訪者們。
魏簡深入當代中國社會表層下的變革伏流，分析民間知識分子的公共話語、介入行動和知識生產，將長期位於權力邊緣的草根知識分子群體——特別是女性知識分子——帶到中國思想史的版圖之中。
在威權國度的陰影下，深刻改變中國社會的知識力量！
作者試著定義何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並記錄了多位中國知識分子的樣貌和行動，很用心也不難讀的一本。
但可能因為是局外人，所以我讀的時候不太會有帶入感。我猜在情感上，也許這樣的作品對身處其間的人會感受更深？
另外這本書於2019出版，內容則於更之前寫成，但從報章媒體上的觀察，中國對社會管控加深、言論也更加緊縮，閱讀時也很好奇，這些行動現在的演變又會是如何。（仍在運作、完全被消音、又或者在灰色地帶苦苦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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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3
即便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的知識分子批評家、異議分子和行動者，也依舊具有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菁英）特色。何包鋼注意到：「天安門前的知識分子和學生，賭上個人生命和職業向統治者示威抗議，是儒家理想知識分子的化身，以及儒家救國、使社會更人道、使領導人更負責的使命感的化身。」卡爾霍恩則指出這種立場的局限性：「但是，除非能打下更深的根基，否則中國的反抗者還是傾向於呼應舊有的、人民（或者知識分子）向統治者勸諫的儒家理想。他們不會成為政府的另類基礎，而只是無權者試圖提醒當權者勿忘他們真正的責任。」儘管二十世紀初以來，知識分子一直是推動民主化的力量，但知識分子領導的民主化模式始終依賴菁英主義的框架：「這個問題本身（知識分子如何在一九八九年之後返回社會核心）就反映儒家傳統，即社會應該為知識分子保留核心地位。它忽略民主社會的多元性，知識分子在其中僅僅是許多政治聲音和力量之一。」由「體制外」，但實質上依舊是體制內的知識分子推動的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失敗，可以視為儒家傳統在當代政治生活中成為負擔的又一例證。
p.82
王小波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批判，針對他們占據道德高地並利用道德詞彙建立權威的習性。王小波批判儒家對於《詩經》的經典評論「思無邪」：「提出這些說法的人本身就是無邪或者無私的，他們當然不知邪和私是什麼，故此這些要求就是：我沒有的東西，你也不要有。」王小波將這個評論描繪成儒家偽善的典型，他還進一步觀察到，毛澤東時代的知識分子依舊透過告發他人的道德缺陷來建立自己的權威。在〈論戰與道德〉一文中，王曉波討論他父親在五○年代的學術會議上所遭受的人身攻擊，並指出反右運動主要著迷於女性右派人士的「道德」問題。王小波看到，類似的傾向也發生在（關於人文精神的爭論中）對賈平凹地攻擊，人們評論他的「道德」而非寫作品質。
中國知識分子總是傾向於過分關注人而不是觀念：「我國的知識分子在討論社會問題時，常說的一件事就是別人太無知……我不認為這是批判社會──這是批判人。」
p.99
王小波的一些觀點受到傅柯的啟發，尤其他反覆分析權力是人類互動中的基本現象，而政治權力僅僅是其中一種變體。雖然將毛澤東思想比作某種形式的性虐表演多少帶有幽默色彩，但它確實強調王小波所看到的中國社會的一關關鍵特徵：人人都屬於他所謂的「弱勢群體」。
幾年前，我參加了一些社會學研究，因此接觸了一些「弱勢群體」，其中最特別的就是同性戀者。做過了這些研究之後，我忽然猛省到：所謂弱勢群體，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人……然後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屬於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還有人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於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我就屬於這最後一種。作為最後這種人，也有義務談談自己的所見所聞。
「陰」和「無權」的世界在陰影中生存，因而不僅是困難時期保存人性價值的地方，也可以被視為組成中國社會的主要部分。
p.104
王小波強調社會科學在建立新知識上，主要透過三個方面發揮作用，一是對研究對象有比普通論述更深刻的理解，二是保持價值中立，三是將評判留給讀者：「作者的目的，在於把可靠的研究結果披露於社會，把評判的權力交到讀者手裡。」知識的生產本身要從道德評判中分離出來，將道德評判留給讀者。
p.138
楊繼繩認為，毛澤東時期的去人性化和暴力使體制內所有人都成了雙面人：「不管什麼人進入極權制度這個模型，出來都是兩個背靠背的連體人：專制者和奴隸的連體，即在下即面前是專制者，在上級面前是奴隸。」和平等主義的理想相反，極權制度非常等級化：對領袖不假思索的服從和對下級的暴力打壓，是它的規則。因此，全體社會成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既無辜又有罪。「信陽一些老幹部向本書作者回憶說：『你不打人，別人就打你。那年頭，打人是一種勇敢行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證明你立場堅定。對共產黨忠誠。不打人不是好人。不打人你就是右傾分子，馬上就有人打你。』」
p.146
口述歷史不是對歷史空白的補充，而是被歷史排除在外的農民打開自主講述的空間。正如郭于華所寫，「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建構歷史」，或者說是「提供一套系統的民間文本」。郭于華在引言的結尾引用王小波的論文〈沉默的大多數〉，並寫道：「口述歷史正是沉默的大多數的聲音，是自下而上地關注那些被歷史記錄貶至邊緣的人群的歷史。」
冀村沒有人在大躍進時期餓死，因為諷刺地，政府也沒打算在這片貧困山區徵集糧食，但確實有很多人受苦於浮腫。在專門處理大饑荒的章節中，郭于華收集不同的敘述，展現農民如何明確地將人民公社制度和饑荒聯繫在一起。一位受訪者感嘆道：「在集體個幾年就沒人了，再幾年就餓死娘ｘ了，直個嘛。」在這一章結尾，郭于華指出人民公社是知識分子構想出的烏托邦理想，又被強加在沒有選擇的農民身上：
在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塵埃落定之後，最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是，追求一種美好、極致甚至絕美的烏托邦理想，為甚麼帶給農民的卻是深重的苦難和極度的惡果？……集體化的思路出發點當然是城市而不是農村，是「國家的視角」而不是農民的視角，農民本身從來沒有真正的主體地位。而大一統的人民公社制度導致社會生態的多樣性遭受毀滅性打擊，正如斯科特在《國家的視角》一書中所指出的：國家從上而下地重新設計農村生活和生產的大規模努力，往往被描述為「文明化的過程。」我寧可將其看作馴化的嘗試，是一種social gardening〔社會園藝〕……
p.312
（摘自 附錄－再論民間知識分子：對話魏簡）
曾金燕：近年來，在您的著作出版之際，中國的自由派和民間知識分子群體裡出現了許多公開支持川普的人。他們是如何形成這種思想上、情感訴求上、或者政治上的轉向的呢？進一步說，川普現象對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什麼樣的問題和反思？
魏簡：我在猶豫如何回答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沒有做過直接研究。也許需要更具體的類型學來研究。林垚提議用「燈塔主義」的解釋，有一定道理。不錯，自從威爾遜總統最早提倡自決但是又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上否決了中國的主張以來，美國在歷史上曾經給中國知識分子同時帶來了啟發與失望。但可能還有其他因素。一些中國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對美國政治的極度認同，當然是由於中國缺乏「正常」的政治生活。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反對共產主義，他們認爲民主黨支持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因此十分失望，這使他們轉投共和黨的懷抱。
儘管中國（以及香港和台灣）和美國都有川普的支持者，但流亡美國的群體在傳播川普信息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正如我們在之前的案例所看到的，在伊朗、阿富汗、伊拉克等國的流亡人士的小圈子裏，政治很容易被極端化，結果對社群本身經常造成了非常大的傷害。一些説客直接採納了少數支持他們的政治人物的黨派觀點。所以說，誰才是川普中文信息的生產者和接收者？研究這種信息傳播網絡的問題會很有意思
同時這也是個媒體的問題。世界上許多人已經不再從多元化的信息源獲取新聞，而是依賴演算法推送給他們的新聞流。這在中國更是個問題，因為中國的演算法內置了審查，而許多人依靠它獲取新聞。另一方面，中國的一些人由於無處不在的審查與宣傳，對「主流媒體」極度不信任，以至於他們只去從與之對立的信息渠道中獲得信息。我們知道，《大紀元》在美國的華語社群中推動對川普的支持，起到了相當可觀的作用，在中國的讀者群中可能也是如此。許多人的信息渠道從來不會向他們展示多元化的信息源。
不過，我還是認為不應該誇大這個現象。根據一些粗略的估計，總體上華裔美國人對川普的支持率並不高於一般美國選民。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的《故土上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一書，已經在更為廣泛的美國語境中研究了川普政策的直接受害者爲什麽投票給川普的問題。她討論了路易斯安那州因川普廢除環境保護和公共衛生政策而直接受苦的工人依舊投票給川普。同樣，你也可以看到一些支持川普的共和黨議員，比如克魯茲（Ted Cruz），否決了一項為離開香港尋求避難的人提供協助的法案。這也同樣適用於從中國逃出來的異議人士。最後，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有一些頭腦十分清醒的人，他們為那些願意超越社交媒體謾罵刺激的讀者提供了全面細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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