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傷心人類學
作者：露思‧貝哈
Isbn:978-986-6525-34-6
出版：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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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露思．貝哈透過揭露自身的生命故事，深刻反思在西班牙、古巴及美國的田野工作，她讓民族誌與回憶錄巧妙交織成這部《傷心人類學》。本書的寫作旨趣融合 了反身人類學、女性主義自傳性書寫，以及多元文化與離散論述。即使受傷累累仍無懼地穿越漫長的隧道、雖然步履維艱仍勇敢地跨過各藩籬邊界，由此露思．貝哈 向世人宣告：「不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從事！」
這本書分成不同內容的六個章節，我個人特別喜歡第四章《裹著石膏的女孩》和第五章《前進古巴：離散、回歸與絕望的民族誌書寫》，作者身為人類學者的知識學養和個人的脆弱與生命故事結合在文字中，而再沒有什麼東西比誠實的自我剖析更動人的東西了。
像是作者在178頁裡寫道：「透過卡蘿告訴我的故事和回憶，我才重新發現連我家人都不記得的兒童時期，童年的我在知道何謂擁有國家之前，就失去了國家。但我開始懷疑：我是否以在我兒子的童年缺席，作為我重新發現自己童年的代價？」上面這段讓我感覺到人類生命的困境，當自身為了填補內在某一部分的失落而展開行動，卻造成另一個人的失落。
是否我們都是這樣，重複著追尋和失落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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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對我來說，人類學正是關於從事這種穿越隧道的航行。作為一個人類學者，你總是前往他處，但這航行絕非僅是造訪坎塔布連山脈有著厚牆泥磚房的西班牙村落，或是頭頂有飛機銷沉盤旋的底特律花園公寓，還是有破碎粉紅園柱及不可能之夢的港口城市哈瓦那──那裡據說是我的出生地。失落，哀悼，對記憶的渴求，希望進入你周圍的世界卻不知所措，害怕太過冷靜、煩亂或粗糙地觀察，怯懦的憤怒，永遠遲來的洞見（如同輕蔑的後見之明），覺得寫下什麼都毫無用處卻又熱切地想寫點什麼，上述這些都是一路上的停頓處。如果你夠幸運，在航行的終點，你會瞥見燈塔而滿心感謝。畢竟，人生是豐富的。
p.29
比爾‧提‧瓊斯曾寫道：「所有的舞都存在於記憶中。」就如他詩意地寫下：「舞者踩著舞步，他推開了大地，留在空中。一隻腳落下，接著另一隻，然後結束。舞者和觀眾都同意，緊握片刻即逝的幻象。」瓊斯說，沒有任何有形的證據。這物質的世界「只存在片刻，是一個幻象之處」。就像我在〈裹著石膏的女孩〉裡所呈現的，身體本身就是記憶的場所，是過分真實的幻象之處。
p.42
古巴的特別時期是一種對信仰更普遍失落的縮影，這信仰是關乎主要的信條、主宰的意識形態、不變的真理，以及想像自我與公眾之關係的整體方式。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以不同的方式，經歷了一段特別的時期。當二十世紀結束之際，許多知性、政治、社經及情感上的變化正逐漸顯露。從全球競技場到人心的私密悸動，舊世界秩序的崩解激起了──作家瑪格麗特‧藍道所言「對於我們曾依表面價值而接受的故事進行全面的重新評估，無論我們在這場爭執中所佔位置為何。」新的故事亟需我們以過去不曾使用的語言來述說；這些故事述說我們曾經隱藏的真理、我們不敢承認的真理，以及使我們羞愧的真理。
就像古巴一樣，每件事都已經發生了，而每件事又都還沒發生過。那是絕對令人感到害怕的，但也許最終它會證明那是絕對具有解放力量的。
p.46
就像那些只在其他物種的巢裡下蛋的鳥兒，回憶也在不屬於它的地方誕生。
──米歇爾‧迪‧賽圖，《日常生活的實踐》
骨子裡虛軟害病的細胞正聚集著膨脹，我的一生僅剩下最後的一點時光。現在一切都晚了，太遲了，而這自然是因為在下筆之前，我耗費過多的時間等待。就像在缺乏照明的情況下，才於黑夜即將來臨的微明中開始著手，而現在連這絲薄暮微光都已不可得。我應該在稍早光線猶存時就動筆的。我身體裡也有道光，綻藍如紫像是鷲尾花般的顏色，我不時能見它在我內在深處散發著光芒，並予我極大的安慰。然而一切都已不再，這道藍光遺棄了我，而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亞倫‧懷特，〈得寸進尺：未完成的自傳〉，《倫敦書評》
p.114
我的房裡裝滿了書本、繡著花紋的衣服、古董家具；還有從墨西哥帶來的泥土罐、瓷釉盤及樹皮畫。這是一棟有許多房間、木框窗戶及花園的房子。有時，我無法相信它是用我自己的錢所買來的房子。身為一個古巴移民的孩子，我在紐約一排狹窄的公寓中長大。所以當瑪塔告訴我，她喜歡來我家，而這是她夢想的房子，我能明白，但又對自己所得之物引發他人的欲求及渴望感到怪異。
p.152-153
在我能理解自己所經歷的一切之前，有好幾個禮拜的時間，我生活在一種恐怖的精神空間裡。最終，在撥下了精神病緊急狀況的求救電話號碼後，一線曙光到臨。我的焦慮症狀愈發嚴重，並已經發展成懼曠症，使我將自己的行動侷限在我的床畔。一但我了解了自己的狀況，我便開始好轉。我閱讀各種與焦慮相關的書籍，知道恐慌和懼曠症在女性身上十分常見，特別是當代女性，就像凱蘿‧貝克寫下：「活在……一種等待的狀態下，對於『爭取自主』感到害怕，焦慮地等待著斧頭落下……她們等待著為自己所造成的動盪付出代價，卻不確定她們要付出的代價為何？將會受到什麼樣的懲罰？通常這類懲罰是極端、沒有固定類型、持續不斷的焦慮……焦慮是種衝突的情感──存在於心智與身體之間、內在世界與外在真實之間、兒童的自我與成人的自我之間……焦慮總是伴隨著不可知的狀況。它是人們在面對轉變時，不想面臨卻難以逃避的催化劑。」
p.160
同時身為病患和需要詢問病患病情的醫生，沙科（Oliver Sacks）學到幾乎所有肢體受傷者，「以及肢體被裹上石膏、不見天日、無法行動的人，都在某種程度上經歷疏離：我聽過有人說他們感到自己的手腳『古怪』、『不對勁』、『很陌生』、『像是假的』、『怪異』、『不是身體的一部分』、『像是被切除了』──最常見的說法是『感覺很不自在』。」沙科清楚寫下，要重新擁有那感覺上不屬於自己的四肢是多麼困難，特別當醫療體系認定，所謂康復指的就是受傷的肢體傷口癒合的那一刻。然而，康復所涉及的不只是生理上的痊癒，還需要完整重建一個人以身體感知和生活在這世上的能力。行動受限和臥病在床的病人會出現「囚犯症候群」的徵狀，包括視線範圍和生活空間的萎縮。恢復正常需要的不只是重獲使用傷肢的能力，還包括重獲自由已擺脫「自顧自憐、疾病、患病狀態和侷限的生活，轉而朝向健康、完全和真實世界的寬闊天地。」對沙科來說，人類千年來自在靠雙腳行走的姿態，是完全康復的象徵：「人類直立的姿態，不僅是一種生理的姿勢，也是一種心理的態度。直立代表著站立，也代表著為自身而戰；代表著行走，也代表著擺脫限制，不再受到醫生和父母的控制，獨立而不依附他人，能自由地、大膽地、充滿冒險精神地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p.226
「麥可遜問道：『悲傷和眼淚有何價值？人們如何能為了生命政治的目的而使用它們？』讓我試著回答一個也許意圖成為修辭問題的提問，該提問並不真的渴求答案。我想起電影《浩劫》(Shoah)，它用盡了悲傷，因為所有眼淚都已流盡。克勞德‧蘭茲曼的目的不在於呈現源自過去的恐怖意象，而是要與述說大屠殺故事的不可能性搏鬥。他的努力在於『拍攝失落』，他想要讓『死者的缺席在影片中出現』。蘭茲曼帶著他的攝影機回到幾處平凡的地點，在那些地方，猶太人從平常的世界轉到了集中營的世界。他回到車站大樓、鐵道、月台，這一切彷彿和一九四二年時一樣，一點都沒有改變。蘭茲曼說：『我需要鐵的永久和鋼的永恆，且讓自己附著其上。』他拍攝了穿越集中營世界與另一個世界之間界線的倖存者。他拍攝過去與現在的距離、生者與死者的距離。『他們可以跨越，但他們和我們都只能活在現在。』」
不，我們只能活在現在。而我正在這裡──德州，我之前不認為我想在這裡，但既然我在這裡，我就深呼吸、微笑、慶幸自己活著，並且就像通俗肥皂劇的明星，或是帶著吉他的西部鄉村歌手，我看著我的聽眾，準備大聲說出昨天深夜寫下的字句，當時我很疲累，只想去睡覺，而且忘了所有事。我說：
「雖然你稱呼它情感，稱呼它維多利亞時期和十九世紀，但我說，不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從事。」
而我是認真的，確實是認真的。因為我的心碎了，因為我希望能聽見我為他吟唱輓歌的人不在這裡，他無法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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