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春山文藝李登輝100年專輯
作者：春山出版編輯部
ISBN：9786267236215
出版：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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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李登輝100年專輯
二○二○年過世的李登輝，他將近百歲的一生幾乎就是臺灣百年史。一九八八年蔣經國過世，他成為結束蔣家政權的新一代本省籍總統，臺灣從此邁入下一個政治階段。然而李登輝在民主化、政黨、兩岸、經貿、統獨與臺灣認同等面向上，有一定的複雜性，如何定義李登輝與臺灣的關係，那是一個怎樣的轉變時代？值得在李登輝二○二三年百年冥誕的時刻，以新的角度來檢視。本次封面故事邀請一九八八年曾為《遠東經濟評論》駐臺的韓籍記者沈在薰（Shim Jae Hoon），從外媒的角度寫下他對李登輝與臺灣民主轉型期的回憶。而被稱為民主先生的李登輝，從已公開的檔案來看，身為總統的他，剛上任沒幾年如何面對一九九一年發生的獨台會案？此外，李登輝時期開放新銀行設立、實施健保與教改、對中國從開放走向戒急用忍，在經濟與社會分配上都深深影響臺灣，《未竟的奇蹟》主編林宗弘分析李登輝如何在多重政治風險下實行矛盾的經濟政策，形塑影響後續每一任總統的李登輝難題。同時，我們也將探討李登輝為何以農經為志業，跟日治時代知識分子養成有何關係，以及深度解讀他的早期農經論文呈現的批判思想。期待從這些文章，給予多面向的李登輝肖像。
而面對近年的世界變局，尤其是香港與烏克蘭所遭受的極權壓迫與侵略戰爭，本期邀請法國作家艾力克．菲耶（Éric Faye）、烏克蘭文學研究者瑪莉雅．舒瓦洛娃（Ｍariia Shuvalova）與香港作家李智良，分別撰文陳述歐洲、烏克蘭與香港的文學界如何回應前所未有的變局。菲耶自剖身為法國作家對這場戰爭的驚愕、幻滅與無力感。舒瓦洛娃則爬梳俄羅斯在戰爭之前，就出現許多幻想的軍事文學，主題皆為侵略烏克蘭，而烏克蘭自二○一四年起因俄羅斯入侵，引爆一波戰爭文學，包括許多上戰場的女性。殺伐與抵抗也發生在文學中。李智良則描述反送中運動後的香港社會在強力監控中正在經歷各自孤立、離散的過程。
本期也收錄由中研院法律研究所黃丞儀策劃，從幽暗歷史的角度探討白色恐怖的座談會精采紀錄，領域跨及中文、外文、原住民、歷史與社會學門，有臺大中文系教授同時是中研院院士的鄭毓瑜、中研院歐美所單德興、中研院史語所戴麗娟、中研院臺史所詹素娟以及中研院社會所蕭阿勤等幾位老師，是人文學科目前為止最深刻探討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課題的交會，企圖呈現幽暗過去的曖昧性。當代文學評論則由鍾永豐詮釋哈金文學的特殊性，與蔡慶樺解讀奧地利作家葉利尼克為何堅決成為最討厭奧地利的人。
我是為了李登輝100年專輯這個主題看的，有感覺到編輯室試圖從多元方向呈現的用心，不過因為是雜誌的形式所以只有多個單篇文章可看，感覺還是片面了些（我估計係我自己過高的期待導致這個感受，我的錯）
後面其他選題也很有趣，每次在讀春山的出版品都可以感受到那一份對「人」的關注，謝謝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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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從農學報國到臺灣人總統──以農業發展視角理解李登輝 ／江昺崙》
時勢造英雄，但創造李登輝的，不僅是1960年代蔣經國為了掌權而拔擢臺灣菁英的時勢，而是「臺灣人們」從十九世紀末葉到1950年代，歷經由滿清進入日治，翻天覆地的政權更迭及反抗與動盪，衝激出第一代的臺灣人意識。而李登輝這一世代的青年，是日本帝國體制及其文化、西方啟蒙精神及共產主義潮流等各種思想碰撞混雜的集合，而他們被動參與了血腥的太平洋戰爭，戰後還來不及追索現代主義與帝國遺緒，來不及回問「我是誰，我要去哪裡？」就又遭到威權體制壓抑，沉默了十數年。百年來臺灣苦悶的歷史、困頓的思想，便是李登輝「被迫超越自己才能成為自己」的原因。
李登輝的人生哲學「我是不是我的我」，表面上說的是無私奉公的精神，但其實另一面也隱含了「我是哪一個我的我？」的終極探問。如同李登輝使用的四種語言（學術用英語、對親近的人用日語及臺語、公務用華語），他的人生混和了多歧的文化及認同，李登輝總是不代表李登輝，他終代表一個苦悶、複雜而又壯闊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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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臺灣經濟政策中的「李登輝難題」(Lee’s Dilemmas) ／林宗弘》
簡化地說，李登輝時代的各種經濟政策，雖然也有經濟顧慮與論述，然而真正選擇推行某些政策，通常有助於暫時重建不穩定的政治聯盟。在歷史回顧中可以注意到三種導致聯盟重組的風險因子：後冷戰時代的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崛起、黨國面臨民主化下的派系鬥爭與政商結盟、本土公民社會抗爭所反映的分配不公，經常衝擊並改變李登輝時代的經濟決策，使其政策組合相當複雜且矛盾，筆者將這三個政治風險所造成的經濟政策矛盾稱為「李登輝難題」。
（中略）
「李登輝難題」就像他所喜愛的浮士德故事，臺灣政治領袖的收穫總是跟著遲早要付出的代價。李登輝留下不少膾炙人口卻矛盾的語錄，反映臺灣政治菁英必須在強權、黨派與公民社會互動及福利分配上進行許多艱難的決策，例如位於強權之間「場所（生為臺灣人）的悲哀」，面對公民社會抗爭與民主轉型的「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以及身份認同多次變遷「我是『不是我的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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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小說先行，坦克隨後──當代俄羅斯軍事小說（二〇〇九─二〇二二）與烏克蘭戰爭文學（二〇一五─二〇二二） ／瑪莉雅．舒瓦洛娃Mariia Shuvalova》
注意文本中的用語，留心哪些東西一再重複，注意你被問到的問題是如何被提出，因為一個問題的框架方式，可能深刻影響答案，以及話語和文本的走向。永遠貼近真實，不要忽略它或地方知識。問自己作者想要挑起你何種感受──憎恨、恐懼和不信任的情緒都該讓你心生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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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孤寂香港的最緩板 ／李智良》
身處香港，理應能更準確觀察與記錄這樣一個「時代」，但變化之迅速、惡劣之無下限，卻總讓我感到沒法與耳聞目睹的事情，撐開冷靜觀察的距離，常有無所適從、窒息之感。離散各地的，與留在香港未能／不打算離開的，決意如此或不得已如此，彷彿都只是個人的「選擇」，但現實中由階級、國籍、文化資本等差異，交織而成的生活經驗落差，亦把「我們」重重相隔，並不是信心和意志就能讓我們穿越曲折的邊界，也不是訴諸一個本質化的「香港人」身分，一種曖昧的暗語，品味隨俗的文化圖騰或朦朧的家園想像，就能忽略差異，妄稱之連結。心靈的真實交流，平等、互相養育的社群關係，如何在身體不在場，或嚴密監控的條件下發生？文化的傳承，會否因離散者與留在此處的人們，兩者生活經驗的落差，面臨的挑戰不同而斷裂？亦或，這些都是文學工作者必須要思考，持續以實踐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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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記憶書寫、歷史現場與時代轉折下的「人類境況」座談會紀要》
黃丞儀：臺灣的過去，累積了非常大量的情緒未曾被妥善梳理。這些情緒來自於現實的殘酷與無奈。這場座談會有一個英文標題「Dealing with the Ambivalent Past」。有不少二戰後乃至於1990年代出現的新興民主國家，在處理納粹、共黨或威權統治遺留問的題時，都使用Dealing with the Past（處理過去），而非「轉型正義」這個比較學術性的名詞。在德國也有一個類似的用語，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有些人翻譯為「克服過去」或「超克過去」，英文裡是process of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也是「面對過去」的意思。
過去如何面對？過去如何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或許是透過歷史書寫，或是紀念館的設立。但，就如同林易澄在《無法送達的遺書》中描寫郭慶的遺書時，形容那遺書「文字簡單，卻用三枝不同的筆寫成，勾勒出時間的變化和縫隙，提醒那曾經有著日子的重量，有著當下希望能夠傳遞到誰手上的心情，把觀看者帶回那個時間點，說著：這些不是一開始就要被放在人權博物館裡，作為紀念碑的」。過去充滿了強烈的人性考驗和曲折。
（中略）
黃丞儀：我們在處理轉型正義或是威權統治時期，很多歷史素材裡面，我們會發現，很多時候不只是面對人性的幽暗面，還包括事實的幽微。大家會覺得說法律好像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法律是公平正義的來源，事實上法律沒有證據的話，是沒有辦法判斷任何事實的，而這些證據在時間的長流裡面，都消失了。甚至漢娜‧鄂蘭《人的條件》也有提報，證據的製作本身也是可以被操作的。在種種狀況底下，其實我們面對的可能不見得是所謂的truth（真相）。世人熟知的南非真相和解委員會，就不採取這種investgative turth（調查真相），它是用dialogical turth，也就是真相是在對話的過程中才出現，這種真相能不能說符合客觀歷史上面，可以經得起所有人考驗的真相呢，其實恐怕不見得是在追求Dealing with the Past（面對歷史）的過程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個問題。
舉例來說，陳翠蓮老師最近研究鹿窟事件的檔案。過去我們可能會覺得說，國民黨的威權壓迫，可能造成陳本江這些人欽慕共產主義或地下共產黨員在鹿窟山區的集結與反抗，這形成一個英雄敘事，變成地下黨員是一個英雄，他在反抗邪惡的國民黨。然而陳老師最近的研究發現，這些地下黨員或在鹿窟地區的組織可能也從事了一些迫害的事情，有些資料顯示他們對村民迫害、對女性迫害。所以這當中，原先翻轉國民黨敘事的地下黨員的英雄敘事，又會再面臨一次地翻轉。在南非的真和會調查當中，屠圖大主教在詢問曼德拉的前妻溫妮‧曼德拉的時候，因為溫妮‧曼德拉是非洲民族議會(ANC)的武裝勢力主導者之一，他們自己也對內部成員有非常殘酷的壓迫行為，屠圖大主教以哀求的方式，懇求溫妮說，為了這個國家的和諧和未來，能不能請妳把真相說出來，到底ANC的武裝勢力，有沒有迫害自己黑人，溫妮還是拒絕回答，她下面的所有人都說了，但溫妮‧曼德拉拒絕回答這個問題，到底真相是什麼，我們也不知道。但幾乎可以說，百分之九十可以確定，的確發生了這個事情。但是當當事人自己不承認的時候，我們有什麼辦法去dealing with it（處理它），我覺得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去「處理」，處理是一個比較強烈的動詞，但至少我們必須要「面對」這樣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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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關於奧地利諾貝爾文學獎作家葉利尼克的問答 ／蔡慶樺》
奧地利哲學家維根斯坦曾如此描述語言：「對於你無法說出的事物，就應該保持沉默。」葉利尼克可說是以一種逆轉的方式看待她的文學語彙，你如果不願保持沉默，就應該鑄造新的語言，讓語言擺脫束縛，試著去說出那無法說出的事物，藉此，現存的世界或許會開始走向不一樣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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