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ko cu-ca Mockingbird

書名：宮前町九十番地

作者：張超英口述，陳柔縉執筆 

ISBN：9789863448211

出版：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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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在無邦交的日本國，與行政最高首長建立關係，

又在短短不到五年使新聞關係正常化

張超英──在台日交流史扮演重要地位，

沒有他，將是截然兩個不同的世界。

歷史書寫名家陳柔縉耗時十二年完成

【重磅作品．紀念新版】

　

　　在一九八○年張超英改派東京赴任駐日新聞處長以前，

　　駐日代表處和日本新聞界的關係等於零。

　　因為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私人關係愈形重要；

　　張超英以家族世交與日人要角的古舊情義逐一打破藩籬，

　　一步一步著手「整治」對日的新聞關係。

 

　　● 原本不看台灣一眼的日本主流大報《讀賣》、《朝日新聞》紛紛被他打開；

　　● 促使日本簽證從兩週到兩天；

　　● 一九八四年，成功安排新聞局長宋楚瑜「巧遇」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

　　● 一九九四年廣島亞運時，日本主流媒體均以頭版頭條報導李登輝總統未能出席之事，也使代為出席的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成為當時家喻戶曉的人物；

　　● 一九九五年，李登輝總統訪美新聞首度登上日本各大報頭版，打破有史以來日本媒體的常規，也就是刊登與日本毫無關係的新聞及一位外國元首的新聞相片；

　　● 李登輝《台灣的主張》一書，從構思、催生到尋覓執筆人，若沒有張超英的籌劃與堅持，恐怕不可能誕生……

 

　　『他比一般人想得高、想得純潔，不覺自己位置渺小；

　　因為這樣單純的執著，竟能湧出巨大的能量。

　　不管是當時他所做的工作，或後來我們看到的這本書，

　　都散發出和他的地位不相當的光芒。』

 

 

是讀書會書友選擇的本月書目，非常精采好讀！這是那種「居然有人過這樣的人生、願意和大家分享她的故事、有人願意花時間撰寫、有出版社出版」的書，身為讀者的我只要讀就好，真是幸福。

張超英的每段經歷每個故事，如果是其他人大概會當談資講一輩子，但他卻淡淡的一個接一個分享下去，從那些故事中，我彷彿看到台灣這百年來國際情勢的縮影。（看到有人說應該把張超英的故事拍成電影，我百分之兩百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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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7-78

 

　　父親剛被釋放不久，抗日的細胞又蠢蠢欲動。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元旦新 年當天，我家來了一部出租汽車，下車的是民眾黨的首腦蔣渭水醫生。他跟父親談到台灣總督府又想要開放許可鴉片販賣，問父親有什麼辦法。

　　台灣人自清代以來吸鴉片的惡習，原先日本政府探取漸禁的辦法，只賣鴉片給領有牌照許可的癮君子。但到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日本也受影響，為解決財政困難，傳出要頒新「阿片令」(日本時代把鴉片寫成阿片)，要在台灣自種罌粟花，還要放寬許可，讓秘密吸食合法化。結果激出兩萬五千人搶著去登記，吸鴉片的人更多了。蔣謂水等台灣知識分了才會憂心忡忡來找父親商量。

　　父親足智多謀，馬上想出一個辦法。他建議拍最急件的國際電報到日內瓦給國際聯盟。國際聯盟是現在聯合國的前身，拍去電報當然要寫英文，所以電文就由父親執筆。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成功把電報拍出去，不會被電報局發現內容是對台灣總督府的控訴。父親又獻了一個非常機智的辦法。他告訴蔣渭水，台北郵便總局每天收電報到晚上八點，可以七點五十五分去，那時局長老早下班，負責打電報的人不懂英文，缺乏政治意識，比較容易偷渡成功。前幾年，我才聽蔣渭水的大兒子蔣松輝告訴我，他那時已十七歲，那天去拍電報的正是他本人。

　　父親的電報控訴計策馬上奏效。一月八日台灣總督府的官方報紙《臺灣日日新報》譁然，頭條新聞就公開批評民眾黨偽稱島民代表，向國際聯盟拍出電報，指責日本再度許可台灣民眾吸食鴉片，真真是民眾黨的兒戲。

　　總督府氣得跳腳時，國際聯盟很快回信了，說三位代表正在印度洋上，即要前往台灣。父親又擬英文電報到輪船上表示歡迎他們。最後，國聯代表到台北，需要當面遞交的訴願書，也由父親草擬。父親為求慎重，還去找一位在台北商業學校任英文教席的英國朋友，請他校對訴願書草稿。

　　向國聯控訴的行動，確實阻止了總督府的政策。黄煌雄在《蔣渭水傳》指出，這個反阿片新特許運動是日治時代非武力抗日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我太太顏千鶴在台中的祖父顏會，日本時代在台中市有店號「顏文會」，曾是台中市政府的「御用達」，負責提供台中市官廳許多日常用品。他就從官員那邊聽到内幕消息，在台中麻園頭大購土地，打算日後可提供政府種植鴉片。此事沒成，顏家祖父投下資金過多，一度周轉不良，岳父正在日本念大學，不得不休學返台。現在回頭看，沒想到歷史在我們家族身上，會留下如此明暗不同的投影。

 

P.117-121

 

　　再一次目睹馬路上遍地有不名屍體，很遺憾是在家鄉台北。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北爆發「二二八」事件時，我已是初中生。

　　先是看見外省人被本省人打，然後台灣人又被阿兵哥打死。家前中山北路上，每隔十公尺、二十公尺，就可以看見一個人死在那裡，有的已蓋草篇。

　　我家對面，有一個修理腳踏車的人「阿輝仔」，小時候，我的腳踏車都請他修理。他根本不是什麼流氓，阿兵哥去他家裡盤查，發現窗沿有用過的子彈，就被抓走。馬上被押到雙城街那邊的田地上槍斃。我親眼看見他雙手被綁、頭被砍的死狀。這種人間慘禍或許不該再說，但他的情況比很多人好，家人還知道屍首何在，可以收屍。

　　另外，教會一位會友的先生李瑞漢律師，戰後之初擔任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曾號召出資修復總督府，以歡迎國府接收。二二八以前，一位外省軍官的太太去著名的「迎」婦產科就診開刀，這位軍官太太罹患癌症，對盤尼西林反應不良而死亡。這位軍官憤而告官，引起台灣第一樁醫療糾紛訴訟，沸騰一時。李瑞漢律師代理「迎」婦產科，結果法院判決醫生勝訴。二二八發生，突然就有憲兵和便衣到李家，把李瑞漢和弟弟李瑞峰，以及來家裡聊天的另一位律師林連宗全部帶走，去了哪裡，死在何處，家人都不知道。我們家裡人談起李家的遇難，都唏噓不已。

　　美國領事卡爾（George H. Kerr），事後曾記述二二八經過，寫成《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當時他就住在我家隔壁，向張鴻圖先生租借屋後的小房子住。二二八發生，他開了吉普車，想到街上看狀況。吉普車開到圓山臺灣神社那邊，被阿兵哥打了一槍，車玻璃碎了，趕緊又折回家。就是卡爾告訴張鴻圖，張鴻圖再轉告我家，家人才知道外頭不能去了。

　　當時氣氛好緊張。事發後好幾天，中山北路上靜得像被敵軍砲火鎮壓過，只有荷槍的阿兵哥來回巡邏，街上沒半個人。我記得要到對面雙連教會旁邊的麵攤吃麵，都先左右探望，確定沒有阿兵哥，再趕快跑過去、跑回來。

　　二二八爆發的原因，我想是經濟敗壞和官府貪污腐敗，衍生民怨。當時經濟情況惡劣，以我肉眼所見來說，差不多台北市的騎樓、走廊都有賣香煙的人，多半是老太婆，少數年輕人。他們沒有工作，沒有飯吃，賣香煙賺幾毛錢，貼補家用而已。一般合法的香煙裝在一個長方型木箱子裡，暗地也賣走私香煙，警察一來，他們把盒子一蓋就跑掉。壞就壞在，經常一查，走私煙和合法煙一併帶走，賣香煙人的錢也順便帶走了。

　　很多事情似乎隨便官府愛怎麼搞，就怎麼搞。例如，官方規定，騎腳踏車不能載人，遇有違規，就抓人進去，連腳踏車也一併充公。腳踏車也被要求要裝頭燈，燈沒裝，一樣是人被抓，腳踏車被沒收。警察局門口經常放著一大堆腳踏車。裝頭燈並非像現在這麼便宜、簡單，電池非常貴，可以想見每部車背後載有多少民怨。

　　日產接收也是民怨之一。戰爭結束當年十月，葛敬恩為首的前進指揮所來台進行接收。凡是日本人的房子剎那間都變成日產，官方封條一貼，又化為公產。問題是，有些日本人一戰敗，就把房子便宜賣給台灣人，已變成台灣人的財產。八月終戰，兩、三個月後，國民政府來接收，私產一夕間變公產，這些台灣人心裡也氣憤難平。

　　事件發生後的前面幾天，氣氛最恐怖、最紛亂。父親派我去六條通接幾位外省籍朋友來家裡躲避，我記憶較深的是趙鐵章，他和祖父同為華南銀行董事。

　　大約過了一個禮拜左右，就開始抓人。打聽起來，抓得相當有系統。我們陸陸續續聽到誰家的誰「沒有」了，好像禍真的會從天降，而且遮天蓋地，幾乎沒有一個台籍菁英要人能夠倖免，最後我父親也被抓走了。

　　父親當時是台灣省紡織公司協理，屬公營事業。二二八爆發之初，有一批台灣人闖進去打外省人，後來，台紡二十幾個員工連名密告我父親，指控他教唆這些本省人來台紡打人。

　　父親被抓進日本時代的「東本願寺」臨時拘留所，也就是今天的西門町獅子林，但之前我們並不知道。所幸，當時的台北調查站站長胡寶山的弟弟胡品三與我家有來往，胡品三正在追求我祖母的養女愛治姑媽，祖母也蠻喜歡胡品三的老實忠厚。有一天，胡品三正要走出拘留所時，看見了父親，家祖父心急如焚，四處拜訪可能可以救父親的人，包括曾任駐日武官的楊宣誠少將，他是父親在東京認識的朋友；台灣省工礦處處長包可永因我家是煤商，彼此也熟識。祖父也去拜託財政廳長嚴家淦，甚至陳儀也拜訪過，還帶父親記述學生時代在大陸參加抗日運動的著作《台灣痛史》，但一時間仍救不出來。最後，還是省保安司令部參課長柯遠芬親自去牢裡把人提出來，才獲得釋放。中間究竟是人際關係或金錢產生作用，我並不知道。

　　我曾聽父親說，那麼多人被逮捕，據他瞭解，只有他和基隆煤礦豪族「基隆顏家」顏國年的兒子顏滄海被釋放而已。父親還說，他被關在今天西門町來來獅子林的長官公署的臨時拘留所時，曾遇見過台大文學院院長林茂生和大東信託總經理陳炘。他們後來慘遭殺害，被視為台籍菁英在二二八受難的代表人物，至今仍舊不知道他們被屠殺的過程及屍骨何在。

　　二二八的影響確如一般所說，台灣的菁英階層頓時噤若寒蟬，心態上混合了恐懼、絕望和不屑，瞬間從公共事物的領域退縮，對政府工作不再感到興趣。

　　拿父親來說，祖父只有他一個兒子，日治時代為了抗日，參加中國革命運動，做了兩年牢獄。國民政府來，卻差一點喪命，他的夢、他的希望，完全的破滅。他對台灣回歸祖國的熱情一天天冷卻。當他發覺同時代的知識菁英朋友消失無蹤時，他也對生命的熱誠摯意消褪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

 

P.144-145

 

　　一九五○、六○年代的新聞局，我們的「上面」依理應該是局長沈錡，但他還兼中央黨部第三組（文工會前身）主任，新聞局的事他不大管，多委由主任祕書龔弘掌握決定。沈錡主要的工作之一是每天接蔣介石老總統下山，在車上念報紙給他聽。所以，唯一的副局長朱新民主管對外公關及聯絡室的運作，是我們國際宣傳工作的第一個「上面」。

　　但上面還有上面，在朱新民之上，還有前《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聖。當時，這類有觸犯政治禁忌之疑的事情，最後裁定人就是陶希聖。陶希聖為蔣介石所著的《蘇俄在中國》背後執筆，深受蔣的信賴。

　　有一回，新聞局安排外國記者去警總採訪。外國記者問警總，為什麼逮捕某某人。警總的官員竟然回答，抓人是日常便飯的事。真把新聞局氣瘋了。新聞局拚命在做「自由民主」的國際宣傳，警總卻自己說了一句「良心話」來壞事。

　　不過，由此可見，處在台灣政治專制的時代，負責國際宣傳業務，分外辛苦。來訪的新聞記者，甚至有旅行雜誌記者常常會問我，國民政府的政治如何，我的回答往往會變成那位記者文章的一部份，這使我陷入兩難。但我又想，台灣明明獨裁統治，卻要自稱Free China。來訪記者不是傻瓜，硬生生要為政府粉飾，更增添他對台灣的嫌惡。於是我想出一個辦法，坦誠告訴他們，我有兩個立場。我絕不勉強說台灣是自由民主國家，我會說明，中華民國雖是獨裁國家，但這是過渡時期，沒有辦法。我們會一步一步改進，希望有一天成為民主國家。這樣一來，外國記者不會看不起我，也願意和我交往，結成朋友。

　　一九六○年，日本自民黨幹事長川島正次郎先生來台灣訪問，《讀賣》、《每日新聞》和NHK的記者跟隨來採訪。我單獨和日本記者一起時，我的日文程度叫他們驚訝，他們發現我是本省籍台灣人，且受過日本教育後，私下問我：「我們覺得台灣問題很多，你是我們少見的台灣人，到底情況怎麼樣？」我的回答公式只能是：「台灣地處偏僻，日本政府只以此為殖民地。中國政府來，代表中華文化重心的故宮移來台灣，中國很多學者菁英也跟著移來台灣，台灣從地方躍為中央，由這些方面看，對台灣不是壞處。當然，國民政府有許多不公平的政策。但是，到底要給國民黨政府長一點時間解決或馬上解決，畢竟每個人看法不一。」

　　比較起來，待在新聞局國內處比在國際處工作輕鬆多了，他們只需應付自己人。早期，國內處打一通電話給報社，指某條新聞不能發表，報社就不敢發表。而且這種電話還不需勞駕到處長。第一處（即後來的國內處）當時有位科員叫朱正明，每週各部會首長輪流到新聞局開記者會，都由朱正明和各報記者聯絡。記者可發新聞與否，全由這位科員心證決定與指揮下令，今天看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P.203

 

　　算起來，彭明敏也是我一位親戚。我媽媽最小的妹妹甘珍釵嫁給彰化基督教醫院的醫生李昆耀，這位姨丈出身屏東萬丹世家，與彭明敏家族有親戚關係。

　　音樂家林二有一次到我的禮拜堂來，他是我成功中學同班同學。他說有事想見彭明敏，我有彭先生的電話，就代為安排。事後有一天，大使館安全局的人來問我：「聽說你認識彭明敏？」我裝迷糊：「怎麼認識？」他說：「我知道啦！你安排林二去見彭明敏。」中間過程如何被知道，誰說的，已無法追查，追問也沒太大意義，只能說，情治系統無孔不入，人的心靈和行動都不得自由。

 

P.228-229

 

　　日本人不同於中國人，不會單單為了金錢利益就幫你做事。他們講究「義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注意故舊的情義，所以和日本高層社會人士交往，比台灣社會更需要依靠關係。

　　一九八○年我第一次駐日，想要突破新聞壁壘、打入朝日時，就先去拜訪永井道雄。永井當時正擔任《朝日新聞》的客座論說委員，相當於榮譽主筆。《朝日新聞》從古至今就他一個客座主筆，足見永井的地位與所受的尊崇。

　　約好拜訪那天，我一進《朝日》，永井道雄很敏銳，知道我期盼他的幫忙；他也很世故，知道該怎麼幫助我。他帶我到報館餐廳，總編輯以下各重要主管幹部都在那裡用餐。他看見位子重要的人，就把他招呼過來，向對方介紹說：「這位是台灣來的張先生，和我有四代交情，是很優秀的人……」這樣的動作在日本是很大的禮遇。當日本人慎重介紹某人時，等於希望對方視某人與自己一樣，無形中提高某人的地位，所以日本人並不隨便引介，若是引介推薦，則意謂他賣出很大的面子。

　　永井為我開啟了《朝日新聞》的大門，接下來，我就依拿到的名片，打電話給《朝日新聞》的主管，自我介紹說：「那一天，承蒙永井先生介紹……我想可否當面請教？」這樣的表達與陳詞，依照日本社會的人情義理，基本上沒有任何人可以拒絕我。不看僧面看佛面，他們看永井的面子，絕對是非見我不行。我因此打進《朝日新聞》的圈子，與許多重要幹部都有交往。往後《朝日》內部容有人事異動，我仍會被很有禮貌介紹給繼任者，所以，與《朝日》各階層主管的關係一直不斷。堅固的高牆有裂縫後，不再有藩籬阻隔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P.336-338

（陳柔縉後記）

 

　　一九九三年，張超英從紐約回來擔任公視顧問，經老闆引介，我終於見到張超英的廬山真面目。這次，承蒙不棄，他委託我幫他寫口述回憶錄。我因而有更多機會來探究清楚「台灣政府的布魯斯威利」何以神勇的面貌與秘密。

　　這本書的寫作時間，前後拖延十二、三年，一來是中途張超英回任東京新聞處五年，完全中斷，再者，我們從沒有設定截稿時間，也沒有一張採訪綱目。每年他從紐約回台灣幾個月，我們有空就聊，東南西北，毫無次序。

　　我從三十歲寫到年過四十，斷斷續續，聽他講故事，永遠充滿驚奇與趣味，如看花火。直到今年最後收網階段，好像終於可以靜靜回顧他的人生，我開始常常邊寫邊流淚。有時，一個人在咖啡店敲著電腦，那裡的喧鬧絲毫無法稀釋我的情緒。

　　以我對張超英個性的了解，他八成難解我的心情。他自尊自重，知道自己無愧於工作，無愧於台灣，很欣慰自己所達到的成就，有什麼好落淚的。十幾年來，無數輕鬆或嚴肅的談話裡，我從來沒聽過他一聲怨，怨權力者沒回報他更高的位子。我探訪過不少大小官員，十個有九個自認懷才不遇，攻訐與輕蔑同僚就像吃三餐一樣頻繁。轉頭過來看張超英，他老像個政治競技場的新生，沒浸染半點官僚味，頗有權力名位於我何有哉的天真。他會抱怨、生氣、惋惜的都是事情沒做好，台灣沒辦法更有尊嚴、更進步、更民主。十幾年來，我有更長的時間檢視張先生的人格和成就，因而更容易流淚；他那麼淡然，那麼快意，反讓我幫他懷著委屈。

　　有一次和出版界前輩聊起張先生，對方在長長的談話裡，輕輕說了一句「像他這種小人物」，突然，我有種很深很深被刺傷的痛感。在那以前，那樣的形容，我可能不以為忤、不覺有異，張超英不過就是個處長而已，連常務次長都不是，更不是特任官，形容為小人物，何不當之有！？但當時，我確實非常難過，也很慚愧。

　　幾十年來，我們的眼裡只有位子高的大的政治人物，我們受惑於位子，誤以為位子高的，才是功勞大的，他們說的話才值得一聽，歷史是他們創造的，他們的身影才值得留在歷史。那一刻，我恍悟自己錯亂了什麼是大、什麼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