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新版)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Edition, 2006)

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譯者:吳叡人

ISBN9789571352077

出版: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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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民族主義研究的必讀經典

 

  《想像的共同體》自1983年問世以來,不但使學界對民族與民族主義課題的思考角度產生哥白尼式的徹底翻轉,其深刻影響也廣及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各個領域。除了被譯成三十一種語言出版之外,甚至成為一種近乎教科書的作品,遠遠超乎作者的預料。

 

  安德森從文化內涵的改變與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來探討民族主義的源起,並辨析民族主義在美洲誕生,被歐洲的群眾運動挪用,被帝國政權吸納,再到亞非兩洲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反帝國主義抗爭的數百年過程。

 

  此次中文增訂版收錄了安德森於2006年新添的一章,概略檢視了此書所造成的影響,並探討此書在世界各地的出版與反應情況;另外更收錄了2003年作者兩篇關於臺灣處境的研討會講稿,以及譯者訪談這位學術大師的深情記敘。

 

 

這本書,對我來說,很難很難(已哭)

 

舉例來說,下面這段摘自第一章《導論》:

本書的目的在於嘗試對民族主義這個「異常現象」,提出一個比較令人滿意的詮釋。我覺得,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理論都因為陷入一種「晚期托勒密式」的「挽救這個現象」的努力,所以都變得蒼白無力;我們亟需將理解這個問題的角度,調整到一種富有「哥白尼精神」的方向上。我的研究起點是,民族歸屬(nationality),或者,有人會傾向使用能夠表現其多重意義的另一字眼,民族的屬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義,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

 

光是上面僅僅兩百字的這段,我就有好幾個詞看得半懂不懂(例如:「晚期托勒密式」、「民族歸屬」、「民族的屬性」、「民族主義」),讀的當下我就心想,完了。我猜想擁有社會學背景知識的人閱讀本書也許會暢快許多,但就我自己,則是處處被文字卡住的痛苦。

紀錄幾個小小的困惑和想法:

1.我認為作者對民族主義表現正面的態度,儘管彼此之間可能未曾謀面,卻因為共同的情感而建構成同胞情誼。但我個人卻疑惑,這種共同體是被「敘述」出來(出於敘述者的需要──敘述者可能是知識分子、當權者、政客),這不就代表這種共同體的脆弱和可能虛構成分極高?

2.在文後的《曼谷遙寄》p.342中安德森寫道:「就像愛爾蘭一樣,台灣在過去數百年當中,也承受了許多的苦難,然而台灣不應該重蹈愛爾蘭的覆轍,長期地陷入地方主義和無法忘懷的怨恨之中。國民黨對本地愛國者那次殘酷的鎮壓,距今已經超過半世紀之久,而且事件的當事人幾乎已經全數死亡了。過去絕不應該被遺忘,但過去終究是過去了。對於現在而言,重要的不是過去的黑暗,而是在前方向我們招手的光明。

但我個人覺得,台灣人就是太早讓過往歷史的傷痛過去(又或者說,拋在腦後),沒有好好的反思過,因而難以成為共同體。因此在讀到那段話時,有種過度樂觀的感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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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吳叡人導讀)

 

  為何「民族」竟會在人們心中激發如此強烈的依戀之情,促使他們前仆後繼為之獻身昵?安德森認為這是因為「民族」的想像能在人們心中召喚出一種強烈的歷史宿命感所致。從一開始,「民族」的想像就和種種個人無可選擇的事物,如出生地、膚色等密不可分。更有甚者,想像「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語言,而語言往往因其起源不易考證,更容易使這種想像產生一種古老而「自然」的力量。無可選擇、生來如此的「宿命」,使人們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種真正無私的大我與群體生命的存在。「民族」在人們心中所誘發的感情,主要是一種無私而尊貴的自我犧牲。因此,安德森極力區分愛國主義與種族主義,對他而言,種族主義的根源不是「民族」的理念,而是「階級」的意識形態。​​

  在1991年出版的修訂版《想像的共同體》當中,安德森在原來的第九章之外又收錄了兩章具有附錄性質的論文。他在第十章(〈人口調查、地圖、博物館〉)一章中提出了一個布迪厄式論證,試圖補充修正第七章(〈最後一波〉)關於殖民地民族主義的解釋。他指出,殖民地官方民族主義的源頭並非19世紀歐洲王朝國家,而是殖民地政府對殖民地的想像。他舉出三種制度(人口調查、地圖與博物館)說明殖民地政府如何通過制度化和符碼化的過程將自身對殖民地的想像轉移到殖民地人民身上,並塑造了他們的自我想像。在第十一章〈記憶與遺忘〉一章中,他則探究了歷史學與民族主義的密切關係,指出民族歷史的「敘述」是建構民族想像不可或缺的一環。

 

p.41

 

  依循著人類學的精神,我主張對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個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

  它是想像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連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當赫南寫道:「然而民族的本質在於每個人都會擁有許多共同的事物,同時每個人也都遺忘了許多事情。」他其實就以一種文雅而出人意表的方式,指涉到了這個想像。當蓋爾納判定「民族主義不是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民族主義發明了原本並不存在的民族。」,他是帶著幾分粗暴地提出了一個類似的論點。但是,蓋爾納這個表述的缺點是,他太熱切地想指出民族主義其實是偽裝在假面具之下,以致他把發明(invention)等同於「捏造」(fabrication)和「虛假」(falsity),而不是「想像」(imaginging)與「創造」(creation)。在此情形下,他暗示了有「真實」的共同體存在,而相較於民族,這些真實的共同體享有更優越的地位。事實上,所有比成員之間有著面對面接觸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許連這種村落也包括在內)的一切共同體都是想像的。區別不同的共同體的基礎,並非它們的虛假/真實性,而是它們被想像的方式。爪哇的村落居民總是知道他們和從未謀面的人們有所關聯,然而這種關聯性,就如何可以無限延伸的親族或侍從(clientship)網絡一般,是以特殊主義的方式被想像的。

 

p.133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大多數這些王朝的根本的正當性和民族屬性毫不相干。羅曼諾夫王朝統治了韃靼人和烈特人、日爾曼人和亞美尼亞人、俄羅斯人和芬蘭人。(略)更有甚者,在歐洲大陸,同一個王室家族的成員經常統治著不同的、有時還相互敵對的國家。統治法國和西班牙的波旁王室,統治普魯士和羅馬尼亞的霍亨索倫王室,還有統治巴伐利亞和希臘的維特茲巴克斯王室──他們到底該算是哪一個民族?

 

p.146

 

  日本幾個世紀的孤立意味著:(備註:引用丸山真男)

 

  對國際事務中的對等性完全無知。「攘夷論者」以基於國內的階層支配體系之眼來看待國際關係,因此,「國際」問題從一開始就被化約成一個二擇一的問題:征服乃至於併吞對方,或者被對方征服或併吞。如此,由於沒有更高的約束國際關係的規範意識,依照權力政治的準則,到昨天還是消極的防衛意識,到了明天就突然變成了無限制的擴張主義。

 

p.176

 

  本地人這個名稱總是會引發「什麼地方的本地人」這個問題?

 

p.190-191

 

  「最後一波」的民族主義──大多發生在亞洲和非洲的殖民地──就起源而論乃是對工業資本主義所造就的新式全球帝國主義的一個反應。正如馬克思以其難以模仿的風格所言:「一個持續擴張的市場對產品的需求把資產階級趕到了地球表面的每個角落。」然而經由印刷品的散布,資本主義協助在歐洲創造出群眾性的、以方言為基礎的民族主義,而這個民族主義則從根腐蝕了歷史悠久的王朝原則,並且煽動了每一個力有所及的王朝去進行自我歸化。官方民族主義──新的民族原則和舊的王朝原則的融合(大英帝國)──再反過來導致了我們為了方便起見稱之為「俄羅斯化」的政策出現在歐洲以外的殖民地之上。這個意識形態傾向乾淨俐落地調和了實際的迫切需要。十九世紀晚期的帝國太大而且散布範圍太廣,因此不是一小撮本國人所能統治的。此外,不論是在殖民母國或殖民地裡,國家的功能以一種與資本主義發展並駕齊驅的步伐急速地倍增。這些力量合在一起,遂產生了部分是為了要製造國家和企業官僚機構所需的下籍幹部的「俄羅斯化」式的學校體系。這些中央集權以及標準化的學校體系創造了新式的朝聖之旅;這些朝聖之旅典型地是以各個殖民地地首府為其「羅馬」,因為隱藏在帝國核心之中地民族已經不允許更上一層樓了。

(中略)

  作為二十世紀初期的知識分子,他們能夠在教室內外接觸到從超過一個世紀的美洲和歐洲歷史的動盪、混亂經驗中萃取出來的關於民族、民族屬性、和民族主義的模型。而這些模型則又協助雕琢成形了一千個初生之夢想。歐裔海外移民的民族主義、方言民族主義、和官方民族主義的教訓,以不同的組合型態被仿造、改編、和改進。最後,正如同資本主義以漸增的速度改造了物理的和知識的傳播工具,知識分子們也找到了不經由出版印刷就能宣傳的想像的共同體的方法,而且他們不只向不識字的群眾宣傳,甚至也向閱讀不同語言的識字群眾宣傳。

 

p.224

 

  今日的越南人驕傲地保衛被一個十九世紀的嘉慶皇帝以輕蔑態度發明出來的「越南」──這個事實讓我們想起赫南那句民族必須要「遺忘很多事情」(oublìe bien des choses)的警語,不過它同時也弔詭地提醒了我們民族主義所擁有的想像力。

 

p.260

 

  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之悶在美洲地方的命名方式之所以令人驚訝,是因為「新」與「舊」被理解為共時性的( synchronically )——它們共同存在於向質的、空洞的時認之中。

(中略)

  只有在當很大一群人能夠將自己想成在過一種和另外一大群人的生活相互平行的生活的時候──他們就算彼此從未謀面,但卻當然是沿著一個相同的軌跡前進的──只有在這個時候,這種新的、共時性的嶄新事物才有可能在歷史上出現。以印刷-資本主義為媒介,1500年到1800年之間在造船、航海、鐘錶製造術和地圖繪製法等領域逐漸累積的科技創新終於使得這種想像成為可能。如今,住在祕魯的高地平原、阿根廷的大草原、或者「新」英格蘭港邊,兒卻感到和遠在數千哩外的英格蘭或伊比利半島上的某些地區或社區相連,已經不是無法想像的事了。人們可以完全知道他們和另外的一群人擁有相同的語言和(不同程度的)相同的宗教,但卻又不會太期待要和這些夥伴們相會。

 

p.278

 

  然而,無視於當前的死亡率,民族的傳記從布勞岱爾那冷酷地持續累積的墓園之中攫取了堪為典範的自殺,令人悲痛的殉難、暗殺、處決、戰爭,以及大屠殺。只是,為了要配合敘述的目的,這些激烈的死亡必須被記憶/遺忘成「我們自己的」。

 

p.326

 

  因為今天我們總是從所謂「民族的」角度思考帝國的問題,所以我們會很容易忘記說,其實大部分的帝國都是君主、國王和皇帝們創造出來的。

 

Pg 337

 

  這些地圖是民族主義者的幻想,而這些幻想,又是基於對先前數世紀當中,不同朝代的征伐或強制性朝貢關係的夢想之上。事實上,緬甸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越南北部從唐代之後就不再是中國領土。台灣在1895 年就「丟了」。遠大於臺灣的外蒙古是在一次大戰後,而東北地區則是在1931 年之後失去的。經過若干時日之後,北京已經接受了越南、緬甸、蒙古的獨立,同時也收復了東北。我看不出有什麼強烈的理由,會使北京不會在經過一段時間後,也同樣調整態度,順應、接受臺灣的獨立。臺灣脫離北京控制已經超過一世紀,遠較蒙古更久。只要中國在國際政治體系的地位愈來愈正常,這種調整與與煩應,就愈可能發生。所有國家統治者都痛恨「丟掉」領土,但是他們的人民通常都會迅遠地調整適應。現在在法國幾乎沒有人懷念阿爾及利亞,在英國也沒有人懷念愛爾蘭,而我敢說很少一般的中國人會真的「懷念」蒙古。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辦到的,不過這些人民總是瞭解民族和帝國之間的根本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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