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國家的視角： 改善人類處境的計畫為何失敗
作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譯者：梁晨
ISBN：9786263103849
出版：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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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為何菁英與執政者原本立意良好的烏托邦發展計畫，往往以災難收尾？
◎ 為何中央政府由上而下的介入，總是不能成功改造「地方」而屢遭挫敗？
◎ 受到吹捧的「高度現代主義」精神與視覺美學，是如何從根本就與人類生活扞格不入？
◎ 什麼樣的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可能會養成「政治巨嬰」並致使人靈魂蒼白失能？
影響無數學者與學科領域，重新審思「國家」與「地方／人民」的關係
在這趟豐富的學思旅程中，作者斯科特不僅精準的勾勒出國家每每嘗試介入、理解並控制社會的手法，更進一步解釋為何歷史上那些意圖良善、美好且宏大的「國家計畫」，卻往往以失敗告終。
從歐洲的封建稅收制度、森林到花圃，到列寧、羅莎‧盧森堡等重要「社會主義革命家」的差異；從巴西利亞到坦尚尼亞的造村計畫，作者也談論科比意與珍‧雅各對都市計畫的歧異看法。藉由放眼全球與歷史尺度的宏觀視野，加上細膩甚至有時可以說是過於細節的田野與文獻資料，斯科特生動且偶爾嘲諷、戲謔的敘述筆法，讓這部作品不只結構分明、具有理論寓意，更是每章各自深具趣味、常藏有寫作巧思的歷史故事。
★ 書中作者解釋現代治國方略的基本原則：打造精簡化與可辨識性的社會工程。
★ 國家主導的社會工程計畫中，導致大規模與全面性災難的四大必要條件：
一、對於控管自然和社會的行政秩序
儘管這是當代治國方略中不起眼的工具，卻也是雙面刃——對於維護並執行我們的福利與自由至關重要，但也能成為當代專制君主制度所用的設計。
二、高度現代主義意識形態
透過秩序、效率、理性等方式支持科學與工業，並排除歷史、文化、與自然過程。大多數手握權力的國家官員和首腦以及秩序的設計者都持這類觀點，他們熱衷於某些類型的計畫和社會組織形式，而這也與他們的利益也有密切的關聯。
＊本書強調，前兩項過程本身並不致命，甚至有可能促進改革；但一旦與下列三、四這兩項元素結合，就會產生無法挽回的悲劇＊
三、充滿攻擊性的集權政權
有意願、也有能力使用強制權力，並以將社會改造成高度現代主義為目標，這樣的極權政權將使高度現代主義意識型態的設計成為現實。
四、被動的市民社會
這樣的社會缺少抵制這些國家社會工程計畫的能力。
＊這本書的目的並非反抗或是指責個別的社會計畫或高度現代主義的意識型態，而是要指出這兩者結合所產生的「帝國主義」，是如何侵略與忽視在地知識與習俗。這項課題值得所有關注「國家機器」如何運作、或是「社區如何動不起來」的人，從「國家的視野」再度審視與思考。＊
這本書的作者非常會舉例，像他提到人造城市巴西利亞、農業集體化等等的例子都讓我讀得津津有味。但回到主題「改善人類處境的計畫為何失敗」卻給了「要重視多元」這樣有些開放的回答。
另外簡介裡寫到，國家主導的社會工程計畫中，導致大規模與全面性災難的四大必要條件有：
一、對於控管自然和社會的行政秩序
二、高度現代主義意識形態
三、充滿攻擊性的集權政權
四、被動的市民社會
前三項讓人想到現在的美國，有種扣和時事之感（笑）
Ps.坦承時間，上週沒把這本書看完，所以這週才看完+寫書摘orz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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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4
在地的測量方式同時也是具備社會關係或是「共量」的。每當有人提出涉及判斷測量單位的問題時，答案可能五花八門，因時因地而異。在馬來西亞我最熟悉的區域內，如果有人問「隔壁村莊有多遠」，最有可能得到的回答是「煮三把米的時間」。這個答案假設提問者想知道的是抵達下一個村莊的時間有多長，而不是有多少哩遠。當然，在不同的地形上，用哩這個單位的距離來測量旅行時間，是極度不可靠的，尤其當旅者採取步行或是騎腳踏車。這個答案也不是用分鐘來表達時間──到近代之前，手錶還是很稀有的物品──而是使用對在地有意義的單位。每個人都知道煮飯的時間有多長。因此，衣索比亞人回答一道菜所需的鹽有多少時，答案可能是「烹煮雞肉會用到的一半」。這答案的參照標準，是每個人都該知道的表準答案。這些實際的測量方式與當地密不可分，因為地區差異會造成不同的結果，例如當地人吃哪種米或偏好用甚麼方式烹調雞肉。
p.131
有些我們一再用來理解社會現實、習以為常的分類，它們的來源是國家可辨識性與標準化的計畫。例如有些跟永久姓氏一樣基本的東西。
p.153
出於必要，現代國家的官員得遠離他們負責管理的社會至少一步，或往往是好幾步。他們透過一系列的分類評價他們所處社會的生活方式，而這些抽象的分類總是與其意圖捕捉的完整現實有所差距。因此，儘管林務員的圖表與表格，具備將許多個別的事實精煉成較大模式的概要化能力，它們還是無法（也無意）捕捉真實森林完整的多樣性；因此，地籍圖與地契雖然用來代表真實且既存的土地使用與出售情形，但它們粗糙且另人誤解。大型組織的工作人員主要透過文件和統計數據簡化後的近似值來「看見」他感興趣的人類活動：賦稅收益、納稅人清單、土地紀錄、平均收入、失業人口數、死亡率、貿易與生產力數據、特定區域霍亂案例的總數。
這些分類對於治國之術是不可免的。國家的精簡化，諸如地圖、人口普查、地籍圖清單，以及測量的標準化單位，皆代表著用來掌握龐大且複雜的現實的技巧；為了讓官員理解整體的面貌，複雜的現實必須被縮減成概要式的分類。達成這個目的的唯一方法，是將無窮盡的大量細節化約成一系列分類，而這些分類能有助於總結描述、比較和合計。就像是查爾斯‧蒂利指出的，這些抽象類別的發明、闡述與配置，意謂著國家能力的大躍進，亦即從進貢與間接統治者前進到課稅與直接統治。間接統治只需要最極簡的國家機構，並依靠當地菁英和社群，後者則希冀從中央扣押資源和知識。直接統治引發廣泛的抵抗，使談判成為必須，而這往往會限制中央的權力，但它也讓國家官員第一次直接了解並進入以前晦澀難懂的社會。
p.164
國家官員往往讓他們的分類延續下去，並施加精簡化工程，因為在所有的機構中，國家最具有堅持根據其計畫對待人民的能力。因此，源於地籍測量者、普查調查者、法官或警察的各式人為分類，到最後之所以可以成為安排人類日常經驗的類別，是因為它們深植於可以構建這些經驗、由國家創造的機構之中。無論是經濟計畫、調查地圖、所有權紀錄、森林管理計畫、族裔分類、存款簿、逮捕紀錄，還是政治邊界的地圖，這些概要的資訊是理解現實的出發點，也因此深具影響力，因為國家官員能夠理解與形塑它們。在獨裁的狀況下，沒有任何其他有效的方式主張其他現實狀況，於是書面上虛構的現實往往會佔上風，因為警察與軍隊正是作為這些文件的代表而被部署分配。
這些書面紀錄是法庭、行政檔案，以及大部分公務員手上能接觸到的有效事實。在這個意義上，除了為了紀錄在文件中而標準化的事實之外，對於國家而言，實際上也沒有其他的事實。而在這些文件中所犯下的錯誤，比起未被通報的事實而言，影響力可說是更大且更為長遠。舉例來說，如果你想為自己的不動產所有權進行辯護，通常你有義務呈上一份稱為財產契約的文件，並在為此目的而設立的法院和法庭中進行辯護。如果你希望在法律上站得住腳，就必須擁有一份官方接受的文件證明自己的公民身分，無論是出生證明、護照或身分證。國家單位所使用的分類不僅僅使其環境變得可以辨識，它們同時也是官方主導的旋律，而大部分的人口則必須隨之起舞。
p.194
沈恩指出，統治者不會挨餓，而它們也不太可能得知或者迅速回應社會需求以杜絕飢荒，除非他們的制度性位置提供了強烈的誘因。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媒體自由確保大規模的飢餓被廣為宣傳，而代議制度的集會與選舉自由，確保了民選官員在保護自我利益的狀況下，會盡可能避免飢荒。同樣地，高度現代主義計畫在自由主義民主社會裡，也必須根據在地意見充分地自我調整，以避免選舉失利。
p.284
在掌握國家權力後，勝利者出於十分強而有力的利害關係，會想要盡快將革命從街道上移到博物館與教科書中，以免大家決定重複這個經驗。強調少數領導人英明果斷的概要式的說法，可以加強他們的合法性；強調團結力、一致性與核心目標，會讓這些領導人看起來是必不可免的，於是就會希望他們能永遠存在。對民眾自主行動的蔑視還有一個額外目的，就是要暗示工人階級在沒有外部領導的狀況下，無法獨立行動。這種說法還可以會把握機會，指認出革命內在與外在的敵人，挑出仇恨與需要被打壓的適當對象。
（略）
沒有任何一個參與過歷史的人，……，在當下就知道他們所參與的任何事情，可以被這樣概括為一段歷史。而由於畢竟事情就是以某種方式發生了，從事後能清楚地看到一定的規律或是起因，於是事情的結果有時看來似乎不可避免，於是也就變得理所當然。大家都忘記事情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結局。正是因為這個遺忘，讓人踏下了把革命變得理所當然的另一步。
p.317
可識別性是操控的先決條件。國家對社會所展開的任何實質介入──替大眾施打疫苗、生產商品、勞力動員、對人民及其財產徵稅、掃盲運動、徵兵、施加衛生安全標準、逮捕罪犯、實施全民教育等——都需要創造出清楚明白、能夠觀測的單位才能進行。根據介入的形式，這些單位可以是公民、村莊、樹木、田野、房舍，或是根據年齡分類的人。無論被操縱的單位為何，他們都得根據一定的方式分門別類，讓他們能夠被辨識、觀察、紀錄、計算、加總以及監測。這所需要的知識程度，必須與介入的深度大致上相輔相成。也就是說，想要操縱的程度愈高，實現它所需要的可識別性就愈高。
p.319
至於國家要如何掌控社會呢？（略）從中央、王室或國家的角度來看，這些過程往往被描述為「文明化歷程」。我個人則偏好將它視作一種馴化的企圖，意即一種社會園藝工程，目的是讓中央更容易辨識與進入鄉村，取得產品和榨取人民。在馴化的工作中，許多要素就算不是普世皆然，也是十分常見，它們可能會被稱作是定居與培植的「定居過程」、「集中化」，或是「極端精簡化」。
p.438
替計畫注入活力的現代主義視覺美學具有一種奇怪的靜態性質。它就像是張已經完成的畫作，不能有所進步。其設計是科學與技術法則的結果，而它隱含的假設是，如果這個計畫完成了，任務就變成要維持其形式。規劃者的目標是要讓每一個新村莊，都和上一個剛完成的一模一樣。一如羅馬軍事指揮官進入一個新營地，當來自三蘭港的官員抵達村莊後，會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他們需要的東西，包括坦尚尼亞非洲民族聯盟的總部、農民協會以及健康中心。原則上，每塊田地和每所房子都根據整體計畫設置，而且長得一模一樣。就這個願景就現實生活上實踐而言，與特定的時空毫無關聯。它的視野不知道是從何而來。與其按照當地生態和生活習慣仔細調整各個獨一無二的拓居點，或是持續根據人口、氣候、市場變化做出回應，國家寧可創造出從政治結構、社會階層到種植技術，一切都如出一轍的單薄、普通村莊。所有變項都得被極小化。這些村莊完美的可辨識性和相似性，讓它們成為了國家計畫大業中理想、隨時可以取代的磚塊。而它們是否能正常運作，則是另外一回事。
P.527
只靠精簡化的規範，不可能創造一個正常運作的社群、城市或是經濟。更清楚地說，正式秩序永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非正式秩序的寄生蟲，而正式計畫卻往往沒有意識到它沒有非正式秩序就不能活，遑論它也無法一手創造或維持這種非正式秩序。
對好幾個世代的工會會員而言，這種樸實無華的見解一直以來都具有巨大的戰術價值，他們將其視為按章工作罷工的基礎。在按章工作行動中，員工在上工時會以一絲不苟的方式，遵從每一項規章制度，並只履行其職務描述中規定的職責。這樣的後果就是工作停滯或是以蝸牛的速度進行，而這完全是刻意為之的結果。工人靠著留在工作崗位並遵從指示的工作內容，就達成聯合罷工的實際效果。而他們的行動也清楚說明，實際工作過程往往是仰賴非正式的理解與臨場操作，而非正式的工作規範。
P.591
據說一切都是在黨的領導之下。但沒人管魚跟蝦，而它們都活得好好的。
──越南春輝村村民
